贝丽姿 | 人地关系、健康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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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的人骨研究
发布时间:2019-10-22   动态浏览次数:1348


2019年6月27日,来自密歇根大学李侃如-罗睿驰中国研究中心的贝丽姿博士(Elizabeth S. Berger)带来访学期间的第二场讲座——中国西北地区的人骨研究:人地关系、健康与暴力。讲座由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教授主持,从三个新鲜出炉的研究案例展开,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兴趣。

图一 袁靖教授主持讲座



(一)河西走廊古代居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公元前2000年左右,河西走廊地区气候变得干冷,中国北方的小规模农业被农牧业代替,最后变成专业化的畜牧业。以畜牧或农牧为主要生业方式的社会适应性较强,在生态环境遭受干扰后,通常能继续保持原有状态。那么从古代人的身体压力、口腔健康、人口结构的角度看,气候变化对饮食系统和生理健康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贝丽姿博士研究了甘肃省青铜时代早期火烧沟遗址(约BC1700-1400年)、和晚期蛤蟆墩和西岗墓地(约BC900-400年)出土的125例人骨,剖析当地居民健康状况的历时性变化。


从口腔健康看,青铜时代晚期先民的龋齿率下降,说明粮食在饮食系统中所占比例下降。牙齿磨耗程度稍有增加,表明饮食变得更加粗糙。而牙结石率没有重大的变化。总体来说,饮食系统有部分的改变,但并不完全。


从股骨长度推算而来的身高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而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概率大幅度下降,表明儿童在生长时曾经遭受到的身体压力、营养不良和疾病干扰的情况减少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骨膜炎是生理压力在骨骼上的病理表现之一。胫骨上骨膜炎的愈合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古人骨膜炎致死的概率。火烧沟先民大部分的胫骨上发现了未愈合的骨膜炎,但沙井文化的两个墓地所有的胫骨骨膜炎都愈合了。这说明火烧沟先民的身体更脆弱,蛤蟆墩和西岗的先民更强健。


总结来说,河西走廊青铜时代的古代居民饮食系统发生了部分的改变,儿童在生长过程中身体受到的干扰减少了,居民身体的脆弱性降低。这些现象表明,他们适应了气候的变化,未遭受严重的健康危机,人地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

图二 贝丽姿博士讲座现场



(二)甘肃南部青铜时代的健康与暴力冲突

齐家文化(约BC1750-1100年)是分布于黄河上游流域以及甘肃、青海范围内的黄河支流流域的、青铜时代早期至中期的一支重要文化。齐家文化先民过着定居的生活,以多样性的农牧混合为主要生业经济方式。综合各因素看,齐家文化的遗存是研究公元前2000多年前气候对人类健康、饮食和行为影响的绝佳材料。


磨沟遗址位于洮河流域的临潭县,是一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墓地。2008年至2012年内发掘的1688座墓地中出土了近5000个的人骨遗骸。贝丽姿博士及其团队对其进行了古人口学的研究。


研究团队目前已鉴定了约600个个体。与同时期的火烧沟遗址相比,磨沟遗址中有牙釉质发育不全现象的个体比例占到32%之多,有颅骨多孔性现象的个体比例也较高,比时代更晚、气候更为干旱的蛤蟆墩和西岗墓地更高。这些现象表明,磨沟人群在儿童时期遭受生理压力和贫血的情况相当普遍。


该遗址中最为特殊的现象是出现了频率较高的死时创伤(perimortem trauma)——一种反映人际暴力的创伤行为。贝丽姿博士在进行创伤研究的361名个体中发现了31名个体骨骼上的暴力创伤,主要集中于成年男性。婴幼儿或儿童的骨骼上没有发现创伤的痕迹。在成年人骨骼中,22名个体的骨骼上有颅骨创伤,其中10名个体有严重的颅面死时创伤。造成创伤的武器种类可能有剑、刀等锐器、钝器和射弹等。这种模式的创伤很有可能与带有致命意图的人际暴力有关,而并非是由于事故创伤或仪式性搏斗等非致命暴力行为所导致的。同属青铜时代早期的火烧沟遗址暴力创伤频率仅有2%,在青铜时代晚期遗址蛤蟆墩和西岗也没有发现暴力创伤的证据。考虑到致命暴力冲突的普遍存在且集中在男性骨骼上,磨沟遗址当时很有可能存在诸如战争或袭击的团体间的暴力行为。


总体而言,磨沟人群有着与火烧沟人群相似的粟作农业生业方式,他们的生活环境更为干燥、且适宜农业发展。然而,磨沟人群的公共健康程度较低、暴力程度更高。结合安成邦和侯光良等学者对齐家文化聚落模式的分析,齐家文化聚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相比,有所向南移动,聚落分布也更加分散,与河流间的距离有所增加。这些变化可能是齐家文化先民适应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结果。当农业生业系统难以维系,暴力冲突普遍增加。又或者,先民仍能从环境中获取足够的资源,而暴力冲突仅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结果。这有待更多的考古学和环境学数据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暴力冲突,能确定的是,当地的社会政治状况对人们的健康和行为有着深远影响。文化和经济因素调和了环境变迁的影响,改变了人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并不能只用环境来解释过去的人类行为,而是需要从一个局域的、相关联的角度来审视生物文化系统,以便更好地理解人口、健康、饮食和行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三)明代缠足的社会生物考古学

在历史学、文献学、物质文化和经济学等领域有大量关于缠足的记录和研究,然而对人骨考古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近几年才展开的新课题。贝丽姿博士的研究不仅为分析缠足习俗在不同区域和时间内具体变化过程提供了实物依据,还关注缠足对女性身体和生活造成的影响。


她的研究材料来自陕西杨官寨遗址明代晚期贵族墓葬出土的14名成年女性骨骼,其中8名个体的足骨保存相对完整,4名足骨形态正常,其余4名异常。贝丽姿博士对两组足骨进行了宏观观察,并采集了跗骨、跖骨和脚趾骨的线性测量数据。结果显示:跖骨、跟骨和距骨受到缠足的影响最大。缠足女性的胫骨和股骨骨干更细小,这可能是由于行走或做家务等行为较少而导致了腿部轻微萎缩。


另外,墓地中仅有一半的女性有明显的缠足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弓形”的缠足方式在当时刚刚兴起。然而,即使是这些足部为“正常”形态的女性,她们的足骨比起现代中国人或是更早期(例如青铜时代)的古代中国人而言仍然更小、更纤细。一方面,这可能与长期变异、遗传或行为活动的阶级差异有关。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因为观察到的女性标本还处于缠足早期,尽管缠足缩小了她们脚的尺寸但并未大幅度地改变脚的形状。


遗址发现的墓志铭也为人骨研究提供了历史参考。比如,一墓志铭上记载了女性被描述为贤惠和忠诚的代表。她患有慢性呼吸系统感染疾病,但却带病坚持纺织和工作。从她的骨骼来看,肩膀长期脱臼,因此符合带着伤病坚持工作的描述。这类微观研究,对重建古人生活中历史记录和骨骼记录的关系,或者说历史传记和“骨骼传记(Osteobiographies)”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贝丽姿博士希望在未来能够研究更多的明代人骨,更好地了解“弓形”缠足的方法,联合各个学者建立一个数据库来比较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研究结果。



讲座最后……

贝丽姿博士强调了人骨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中占有的重要位置,她由衷希望将来中美人骨考古学家能加强合作,共同回答关于人类过去的问题,并与世界考古同仁分享各自的成果。

图三 贝丽姿博士与文博系师生合影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系外合作方:复旦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

组织 / 董宁宁

文字 / 朱旭初

摄影 / 薛轶宁

排版 / 宋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