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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8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邀请了希伯来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吉迪教授(Gideon Shelach),举办了题为“中国北方和南黎凡特——农业和定居生活起源的比较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吉迪教授指出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研究最关注的课题之一。然而这一过程的许多方面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从移动的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路径在不同的农业独立起源地区是否相似?转变的动机又是什么?
为探究这一问题,吉迪教授选择了考古学研究开展较深入的南黎凡特(黎凡特地区是指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大片区域)和中国北方进行对比。这两个地区不论是在生态环境还是传统农业上都具有高度相似性,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接着吉迪教授对南黎凡特地区的考古学年表进行了介绍。该地区大致可划分为5个阶段,如下所示: 旧石器时代晚期(Epipaleolithic):24000-15000BP纳吐夫文化时期(Natufian culture):15000-11500BPPPNA前陶新石器时代A(The Pre-Pottery Neolithic A):11500-10500BPPPNB前陶新石器时代B(The Pre-Pottery Neolithic B):10500-8800BPPNA有陶新石器时代A(Pottery Neolithic A):8800-6800BP1 / 旧石器时代晚期(Epipaleolithic):24000-15000BP 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使用细石器,在距今约23000年的Ohalo II 遗址发现了房屋建筑、火膛。此外还发现了100多种植物的种子,说明当时是广谱食物结构。而在另一个遗址Uyun al-Hammam发现的墓葬,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处理和埋葬尸体。
2 / 纳吐夫文化时期(Natufian culture):15000-11500BP 纳吐夫文化时期,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农业,但是已经有了定居生活。如Eynan遗址的31号建筑,有半圈石墙围绕,地面铺以石头,房屋中间还有石椅等。这样的建筑需要耗费较多人力,应该不是短暂停留。除房屋外,墓葬也表现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巨大差异。在El Wad洞口台地的纳吐夫文化层中发现了14座墓葬,人的头骨上有成圈的骨牙装饰品。在Eynan、Hilazon等遗址还发现随葬动物。此外,还发现了更多的表现艺术与仪式的东西,如用研磨器摆出的人像、人面雕像、动物雕像、装饰骨片等。虽然尚未出现农业,但从发现的镰刃、镰柄和研磨器等器物,推测可能已出现对野生谷物的集约化采集。
3 / PPNA前陶新石器时代A(The Pre-Pottery Neolithic A):11500-10500BP 前陶新石器时代A阶段,经济形态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但仍然没有出现陶器。在以色列南部的Jericho遗址发现了多种驯化的谷物和豆类。此外,聚落规模更大,内部结构也更复杂。如Jericho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高8.2、直径9米的石塔,石塔内部还有台阶。
4 / PPNB前陶新石器时代B(The Pre-Pottery Neolithic B):10500-8800BP 前陶新石器时代B阶段,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张,房屋数量不仅增多还有了功能分区。此外,在艺术和仪式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在多个遗址都发现了带有陶制面孔的人类头骨、体型较大的人形塑像以及各种各样的石面具等。而来自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黑曜石、红海海贝、孔雀石等表明当时存在远距离的物质交流。
5 / PNA有陶新石器时代A(Pottery Neolithic A):8800-6800BP 距今约8800年,Yarmucian文化发现的精美的陶器标志着南黎凡特进入了有陶新石器时代,然而陶器的出现比新石器时代的出现晚了近2500年。
紧接着吉迪教授对中国北方的考古学年表进行了快速回顾。
距今约24000-13000年,是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下川、柿子滩、龙王辿等遗址,不仅有细石叶石器,还发现了石磨盘、骨器等。
距今约14000-10500年,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发现了最早的陶器,在南庄头遗址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驯化的狗。但仍然是广谱食物结构,如南庄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67%是鹿,其他的野生动物包括猪,牛,兔,鸟,鱼,蛤蜊等。此外,在东胡林、南庄头、柿子滩、扁扁洞、灵井等遗址发现了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的骨器和研磨器。在过渡时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间有1000多年的空白,这一阶段是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但目前发现的遗址很少。
距今约8500年,中国北方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发现了许多与农业相关的工具,比如用于清理和耕种的石锄,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在兴隆沟遗址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驯化粟。尽管如此,吉迪教授认为驯化的动植物仍然不是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狩猎采集仍占据重要地位。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陶器生产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快速增长。此外,聚落不仅规模大,而且颇具组织。在兴隆洼遗址发现的大型规划村落,外面还有壕沟围绕。在查海遗址数量众多的房屋,围绕着中心广场的石龙排列。此外,也有很多艺术和仪式的证据,如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猪首雕像,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兴隆洼房址中出土的石质人面雕像等。
四 / 中国北方与南黎凡特地区 农业与定居起源过程的比较 接下来吉迪教授对中国北方与南黎凡特地区农业与定居起源过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它们的相似性: 一、两地居民利用本地动、植物的历史较长,最终可能导致这些动、植物被驯化;二、旧石器时代已有的特征和技术在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后加速发展;
二者最显著的区别是:在中国北方,农业产生的数千年前,陶器已经出现;而在南黎凡特,陶器的出现比农业晚了几千年。
最后,吉迪教授讨论了定居的农业社会产生的动机。他认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推动模式(push model),即环境条件恶化引起的压力导致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和被迫创新。另一种是拉动模式(pull model),即农业的转变在较好的生态环境下发生,丰富的资源使得人们可以尝试使用当地可用的资源,提高作物产量并最终导致驯化的发生。
吉迪教授认为南黎凡特地区属于推动模式,因为该地区农业正好出现于新仙女木时期(12900-11700BP),这一时期气候寒冷干燥,环境恶劣。已经开始定居生活、且人口密集的纳吐夫社会遭遇了资源压力,促使人们开始尝试种植的经济模式并最终导致农业产生。而在中国北方,向定居与农业的转变与新仙女木时期无关,因为它是发生在一个气候迅速变得优越的时期(显著的降雨量增加),所以中国北方可能属于拉动模式。
讲座吸引了众多听众。讲座结束后,吉迪教授还与听众积极互动,就陶器的出现、气候的影响、农业起源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组织 / 董宁宁 文字 / 胡清波 摄影 / 薛轶宁 排版 / 宋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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