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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在复旦大学博物馆做了一场题为《考古所见中国的青铜时代》的讲座。本次讲座为文博系“荣誉课程”系列讲座之一，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教授主持。 “青铜时代”是从物质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称谓。该词最早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提出。1816年，他出任国家博物馆的馆长，为陈列展品，将武器与工具按制作材料进行了分类，并以此为据，划分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1836年在哥本哈根出版了国家博物馆参观指南《北欧古物导论》，指出 “青铜时代”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工具”的时代。 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1900-前1500）被认为是中国青铜时代真正的开始。该时期的考古发现了青铜武器和容器，冶铸技术比较成熟。青铜器在该时期已经在物质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春秋时期开始，随着冶铁技术的出现和进步，铁器渐渐在武器和生产工具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到了战国中晚期，各种铁制品已经在军事、手工业和农业等领域都有了充分的表现。虽然青铜器的使用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到汉代，所谓礼器的铸造仍大量使用青铜），但和前一阶段相比，青铜器的作用已经有所减弱。所以，我们可以把铁器时代的开始大体定在战国晚期（公元前3世纪中叶），这也是青铜时代的结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物质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更具特征的是其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青铜武器或兵器象征着军队；青铜礼器或彝器，象征着王权和祭祀。
目前围绕青铜器的研究大概有六个方面：采矿与冶炼、制模与铸造、纹样与意义、铭文与历史、器用与制度、器形与功用。
在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已有学者对青铜器进行了研究。“金石学”就是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其研究对象是零星的出土文物或传世品，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才有“金石之学”的命名。金石学家们的著录是一批极其珍贵的史料和学术文献。他们以当时的方法和学识，对青铜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成果泽被后世，对中国考古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的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宋人赵明诚的《金石录》是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具价值的研究金石学的专著。而金石学真正的高峰是在清代。清人陈介祺、潘祖荫、端方、罗振玉等都为金石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从现代的古学传入之后，围绕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一直是中国考古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重要的考古发现不胜枚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铜器的发现，如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盘龙城、安阳殷墟及妇好墓、西周多个诸侯墓，偏远地区如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都发现了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铜器。这些发现为构建中国青铜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支撑，这是认识和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背景。
二是铸铜作坊的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铸铜作坊、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铸铜作坊、陕西扶风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陕西侯马东周铸铜作坊等。这些铸铜作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并复原不同时期的铜器铸造工艺。
三是古铜矿冶遗址的发现，帮助我们了解采冶技术及铜料流通以及权力对资源的支配。中国铜矿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林西大井、山西中条山、湖北大冶铜绿山、安徽铜陵、江西瑞昌铜岭这几个地方。从考古发现的诸多材料及相关的历史文献来看，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带应是中原王朝铸造青铜器的重要铜料来源地。
综上所属，中国的青铜时代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技术特征以陶范铸造（模范成型）为特色，文化内涵上注重祀与戎（礼制+战争），艺术形式上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具有特色。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历久弥新，尤以器物和文字两个方面最为显著，纹样的传统也绵延至今。如北宋时期，上自皇室，下至士人，掀起了一股复古风，大量仿制三代的青铜器。在这一时期，部分陶器的功能发生了一定改变，如鼎变成了烧香的鼎式炉。清代乾隆年间也大量仿制青铜器，且仿制材料不局限于青铜，出现了珐琅材质仿制的扁壶等。一直到当今社会，仿制青铜器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青铜器上的铭文对书法艺术也有深远的影响。从甲骨文到李斯峄山碑、到新莽铜诏版，再到李阳冰三坟记，这些书体系统都是一脉相承。这个系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比较正规的碑额用的还是篆书。金石学家们的书法也深受金石学的影响，如陈介祺、六舟和尚、吴昌硕、罗振玉、黄宾虹等都是在临摹铭文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组织 / 董宁宁 海报 / 王吉安 文字 / 胡清波 摄影 / 薛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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