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一直是人类最严酷的生存环境之一。现代人类如何在此实现定居，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研究焦点。考古资料表明：自中更新世以来，狩猎采集者就已在此生存于高海拔地区（约4000米）并一直持续到全新世中期（图1）；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的粟作农民开始向青藏高原扩散（图1），与此同时粟类作物也通过多条路径进入高原。当前，学界普遍认为，高海拔地区（>海拔2500米）不适于种植粟类作物，粟作农民只能定居于此地理界限之下。尽管这种观点存在一定异议，但迄今为止缺乏确凿的考古学证据支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外来的农民与本地的狩猎采集人群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也缺乏深入和系统性的探讨。

  近期，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胡耀武教授课题组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大学合作，对四川省金川县刘家寨遗址（5300-4700 cal.BP; 2630 masl；图1）2011年发掘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多稳定同位素分析（δ¹³C、δ¹⁵N、δ¹⁸O、δ³⁴S）,揭示了遗址中的动物管理策略和来源，确认了粟作农业和粟作农民的存在，并探讨了粟作农民与高原采集狩猎者的互动模式。

图1青藏高原东部及周边地区狩猎采集者、农民和未识别人群的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刘家寨遗址动物的δ¹³C、δ¹⁵N数据显示，部分猪和犬科摄入了大量的C₄类食物（粟黍副产品、人类残羹冷炙或粪便）（图2）；动物牙齿磷灰石的δ¹³C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图3）；动物的δ¹⁸O和δ³⁴S数据，则进一步证实这些大量食用C₄类食物的猪和犬科（称之为被管理的动物）均为本地来源（图4），而非从外地引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们随机分布在遗址的各个地层和遗迹，表明其长期存在于遗址之中，且并非用于特殊用途（如祭祀、礼仪等）（图5）。考虑到骨胶原的同位素数据（δ¹³C、δ¹⁵N、δ³⁴S）反映了该个体长期（数年以上）的摄食行为，代表了其死前相当一段时间所摄取食物的平均水平，且牙齿（牙本质和牙釉质）的同位素数据（δ¹³C、δ¹⁸O）反映了牙齿生长发育期间个体的食物来源和栖息环境，我们认为，该遗址不仅长期存在受人类管理的动物，而且存在本地化的粟作农业。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已开展的黄河流域仰韶时期遗址的同位素分析表明，家养动物（猪和狗）与粟作农民之间同位素数据（δ¹³C、δ¹⁵N）极其相似。故此，当人骨不可得时可将家养动物（狗和猪）的同位素数据近似视为先民的同位素数据。依据上述原理，刘家寨遗址长期存在的被管理动物，反映了粟作农民在高海拔地区（>2500masl）的长期存在。由此，本研究首次为粟作农民在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持续定居提供了最直接和最早的科学证据。此外，结合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遗存以及动物骨骼上的微痕，我们推断，刘家寨遗址的先民采用了复杂的生存策略（包括粟黍种植、动物饲养、采集和狩猎），以应对高海拔环境中的资源匮乏。

图2刘家寨遗址动物骨胶原碳、氮稳定同位素值散点图

图3刘家寨遗址动物牙齿磷灰石碳、氧稳定同位素值散点图

图4刘家寨遗址动物骨胶原硫稳定同位素值示意图

图5刘家寨遗址中消费不同种类资源的动物在不同地层及其在不同遗迹中的分布情况。
(a)刘家寨遗址四个地层中主要消费C₃资源和主要消费C₄资源的动物比例；(b)刘家寨遗址中高δ¹³C值的动物在不同遗迹中的分布百分比

通过整合从黄河中上游至青藏高原东缘多个考古遗址的动物、植物和同位素证据（5500-4500 BP）（图6），本研究还重构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粟作农民自黄河流域中游向青藏高原东缘的扩散过程。研究发现，粟黍的种植和消费以及家养动物始终是支撑农民不断走向高原高海拔地区的经济支柱，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家养动物的管理规模显著下降，狩猎活动则逐渐上升。这充分体现了农民通过不断调整生存策略以适应高原的动态发展过程。

最后，为进一步探究外来农民与本土狩猎采集者在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的互动与交流，本研究重点整合了高海拔遗址（>2500masl）的植物、动物、同位素和手工制品（彩陶和细石器）等多方面证据（6000-4000 BP）（图7），发现：迁徙至高海拔地区的粟作农民始终保持着粟作文化特征（包括粟黍种植和消费、动物养殖和彩绘陶器）；本土狩猎采集人群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狩猎采集经济和细石器）；在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彩陶与细石器的共存，则反映了两类人群存在长期的互利共生关系。这种长期的相互交流可能塑造了青藏高原人群文化和遗传的多样性，也为现代西藏人群基因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6新石器晚期黄河中游粟作人群向青藏高原东缘迁徙示意图及相关植物、动物与同位素证据。 

(a)迁徙路线上相关遗址的位置；(b)不同遗址中粟、黍、未确定的粟类作物和其他植物的比例。这些比例是根据在各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数量计算得出的。其他植物包括野生植物和一些无法确认其驯化特征的植物（如藜属植物）。由于缺乏确切的植物种子数量，大地湾和刘家寨遗址未显示数据；(c)受到人工管理的猪、犬科和野生动物的比例。受到管理的动物包括通过骨骼形态鉴定出的驯化动物，以及刘家寨遗址中具有高δ¹³C值的动物；(d)人、猪和犬科δ¹³C值的变化情况。

图7新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东部粟作农民与狩猎采集者互动关系图（植物、动物、同位素与手工品证据）

(a)不同遗址中粟、黍，未识别的粟类作物及其他植物的比例。这些比例是根据遗址中出土的植物种子数量计算得出的；(b)不同遗址中猪、狗和其他动物的比例。猪和狗包括家养的猪和狗，以及在人类管理下的猪和犬科；(c)不同遗址中人、猪和犬科骨胶原的δ¹³C和δ¹⁵N值；(d)新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中发现的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遗址。

本研究成果以“Earliest sustained settlement by farmers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foragers at high altitude on the Tibetan Plateau”为题发表于《第四纪科学评论》（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文章第一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生杨海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璐馆员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胡耀武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苇教授为共同作者。本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117200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合作项目的共同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