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31日下午15:50-17:20，应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客座副教授常怀颖博士，在复旦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作了题为《商周之际带墓道大墓与铜器的限定创新》的讲座。此次讲座由胡耀武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常怀颖老师就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考古学研究要注重田野考古与新科学技术手段的结合，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强调问题意识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之后，他结合新发现与师生们分享了与商周之际版图和制度确立相关的思考。常怀颖老师指出，商与西周之间的变革是中国早期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大事，中国先秦时期版图、礼制、基层管理方式、地方经略等重要问题，都起始于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其中，不可移动的带墓道大墓以及可移动的铜器造型、纹饰和组合变化，是商周之际变革的两个重要问题。在此时间阶段，不同地区广泛出现了带墓道大墓和铜器造型的突然变革。
带墓道大墓在商的最晚阶段和周的最早阶段出现，出现地点较集中，包括：山东的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以及河南、山西等相关墓地。这些墓地的出土地点，皆在安阳殷墟范围以外，且距离安阳距离较远。这些墓地的年代跨越商和西周，消失于西周早中期。常老师还重点介绍了一些新发现的商周之际的墓地，如河北栾城周家庄墓地、河北灵寿西木佛墓地、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河南济源柴庄墓地等。根据以上的考古发现，他认为，越接近安阳的墓地，其文化面貌与殷墟越接近；越远离安阳的墓地则带有更多的地方特性或相对独立的面貌。这种现象，可能与甲骨文、金文中记载的“邦、甸（田）、男”以及文献中记载的商、西周的五服制（地方的管理模式随着与都城距离的不同发生变化）相关。此外，商周之际往往以族划分区域进行地缘性质的管理。商晚期带墓道大墓的墓地，大多属于一个族群，至西周时则为一个或多个封国。这种现象可能与晚商时期成族移民从安阳迁移至交通沿线有关。这些移民在西周初年仍保存了自己殉葬等方面的商文化因素，但之后被慢慢同化。这体现了周初的和解经略政策。在带墓道大墓出现的同时，铜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常老师将西周初年突然出现的一批流行时间较短但是变化剧烈的铜器称之为“限定创新”。在此时段，一些铜器的器类、纹饰和组合方式突然出现，但流行时间很短，流行的范围也有限；另一些铜器的器型、纹饰及组合方式则持续发展，影响了西周铜器的发展道路。这种“限定创新”，体现在铜器的新器类出现、新纹饰创造和新组合构建三个方面。铜器造型、装饰和组合的创新，在姬姓周人诸侯、非姬姓诸侯、新兴军功贵族或采邑主和殷遗民等不同人群中表现有所不同，如殷商遗民贵族不太使用创新器物，姬姓诸侯使用也有限，新兴军事贵族则热衷于生产和使用创新器物。不同族属和阶层的人群在铜器种类、纹饰和组合选择上的差异，集中反映了周初等级秩序和身份区分与认同。至西周早中期之际，铜器的面貌趋同，表明周王室融合传统、重塑礼制、构建新秩序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常怀颖老师认为，铜礼器的变化创新与礼制的变动密切相关，可视之为社会失序和构建新秩序的象征；不同铜器器类或纹饰的变化，则出于新兴阶层构建自身身份表征甚至是争夺族群的需求所致。
在报告中，常老师还以郑州商城和三星堆遗址为例，详细说明了如何利用新材料并结合旧材料进行考古学研究。他认为，郑州商城新发现的黄金覆面，其实为夏、商时期不同族群扇贝覆面习俗的发展；三星堆出现的琮、象牙、立发青铜人像和戴铜胄青铜人像，也并非孤立，需要关注西北青铜文化通过藏彝走廊对川西北和成都平原的影响以及长江中游地区两湖地区对长江上游地区的长时期影响等等。常老师提醒大家，作为研究者面对热点时需冷静思考背后的学术问题。
最后，常老师还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当前全国夏商周考古存在的7个问题，希冀青年学者可以开展考古学文化与高精度编年体系的拟合构建、商文化与商文明起源、周文化与周文明起源、商周都邑布局、夏商周都邑人群流动、夏商周贵重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重要课题的探索。报告结束后，胡耀武教授总结了常怀颖老师讲座的要点，强调科技考古需要以考古为根基，科技手段必须要和考古问题结合，要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索问题。
在提问和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发言，就商周铜器进行创新的原因、创新的灵感来源、武王军事同盟等相关问题与常老师进行交流，常老师均耐心予以一一解答。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