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1日晚，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邀请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Rowan Flad教授（中文名傅罗文），举办了题为“早期丝绸之路上的技术变革——甘肃洮河流域的田野考古成果”的学术讲座。

本次是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以后举办的系列讲座中的第一场，讲座由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教授主持。哈佛大学的动物考古学家Richard Meadow教授，复旦大学文博系的陈淳教授、潘艳老师、董惟妙老师和董宁宁老师，以及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高颖彤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傅罗文教授在准备讲座

傅罗文教授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复杂社会的出现与发展，他对生产技术的历时性变化、生产活动与祭祀活动的相互关系、中国早期社会中的动物角色等课题尤为关注。他主持的洮河考古项目（TRAP）是一项国际性的合作研究项目，该研究聚焦洮河流域不同领域的技术革新以及早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本次讲座内容围绕洮河考古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展开。

讲座首先从“技术”（technology）的定义出发，引出研究论题。

傅罗文教授援引了Carrie J. Brezine所下的定义，他认为，技术是“将物质资源、抽象与实作的知识，社会与政治关系，以及文化信仰交互转化的一套实践的系统。”（“A system of practices interrelating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abstract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al beliefs”）。按照Brian Arthur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书中的观点，“技术”又包含三个逻辑层面。第一层：单一技术，它可以是一个过程，或是一个装置；第二层：复合技术，或叫“技术场域”，即多种技术的组合；第三层：更宽泛意义上的技术，即技术全体的总和。

考古学研究不仅关注过去的人在何时何地使用了什么技术，他们用这些技术生产出了什么产品，更关心的是技术的演化问题，例如

某地的人们如何改变原有的旧技术，从而接受、应用了新的技术？

某种技术被古人使用，是属于偶发性事件（“chance events”）？

还是古人主动解决问题的后果（“problem solving”）？

或者是由于参考了过去这么做、所以现在也这么做，从而形成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因此结合以上两则定义和考古学研究问题的特点，在讨论“技术”时，一定要将文化系统、生产关系、知识信仰、自然环境、变革交流等关键概念和资料纳入考虑的范围。洮河流域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研究技术变革的理想地区。

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作为黄河的重要分支，洮河流域既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连接起了河西走廊与中亚；又是“南丝绸之路”（southern silk road）上的中枢，串联起青藏高原东缘与东南亚各国，处在中外、东西、南北交流路线（例如：河西走廊、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上。同时，洮河流域在中国考古学历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安特生曾为了证明“中国彩陶西来说”，在洮河流域进行调查发掘，并发现了齐家文化。当时有限的材料和方法使得他错误地认为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现在的研究表明，齐家文化有冶金技术，在年代上也晚于仰韶文化。目前在洮河流域已发现了580多个遗址，遗址的文化序列完整，包含了从仰韶文化（BC 5000-BC 3000）、马家窑文化（BC 3300-BC 2650）、齐家文化（BC 2300-BC 1600），到辛店文化（BC 1600-BC 600）、寺洼文化（BC 1300-BC 500）的各期文化遗存。考古资料丰富，保存情况较好，适合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因此，洮河流域考古项目将有助于更清晰地揭示当时东西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2012年至2015年间，傅罗文教授的团队在洮河流域展开了初步调查。值得注意的是，从调查、勘探、发掘到采样，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无处不在。

以齐家坪遗址为例，在勘探阶段，考古队应用地球物理探测方法中的地磁勘探法，发现了几处磁力较强的区域。勘探初期，该遗迹被认为是年代较早的古窑址，钻探时也发现了红烧土。然而正式发掘后，该区域实为一处保存良好的宋代窑址，废弃后又成为了丢弃动物骨骼的垃圾坑，其中还出土了一件残缺的石祖。

在采样阶段，由于某些遗址的陶片数量多且分布广，傅罗文教授的团队据此拟定了两套陶片采集方案：在陶片密集处，使用网格采样法，拉线、划格子后在每个网格中采集一定比例的陶片；在陶片不密集处，则采集所有的陶片。陶片采集完毕后，做好详细的记录，再经由软件，制成易于辨识的陶片分布密度图。

除了以上两种方法，考古队还应用了航拍、遥感、GIS技术、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多种科学方法和技术展开研究，并与当地考古机构联合举办了科技考古培训班。

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洮河流域在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发现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

例如，洮河流域出土的青铜牌，似乎与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青铜牌相类似。当地文物市场还流通着同样镶嵌着绿松石的青铜牌，在形制上与二里头等遗址的青铜牌十分接近。这些嵌有绿松石的青铜牌，据说是在当地采集的，但其来源是否可靠还有待今后的确认。

其次，洮河流域的考古调查还发现了大麦、小麦、粟、黍等植物遗存。在西藏高原边缘地区，大麦和小麦已经是当时人们种植的主要作物。从西北方向的中亚传入的驯化的牛、羊（包括山羊和绵羊）、马（是否家养不确定），从东南方向的中原传入的家养的狗、猪，以及使用过的卜骨等均在洮河流域的遗址中有所发现。

根据遗存空间分布密度制作的文化范围图可以看出，如驯化的牛、羊以及青铜冶炼技术，这些从欧亚大陆的西边和北边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现象，并不能明显地指示人群在西亚和中国之间的迁移路线。而且，考虑到各种技术进入中国的年代各不相同，中西交流的情况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互动过程。具体的交流路线、交流机制，有待更多的考古研究去解答。

傅罗文教授的报告结束后，袁靖教授对本次报告做了概括性的总结。他认为，不论从时间的跨度、空间的广度，还是从“技术变革”的过程来看，“早期丝绸之路的技术变革”这一题目都涉及了很大的范畴、很多的内容。傅罗文从“什么是技术？”出发，引出研究的问题和背景，回顾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上已经看到的中国境外技术因素，之后又以齐家坪遗址为主要案例，以考古发掘的流程为顺序，介绍了洮河流域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虽然尚属初步成果，但已经能够看到齐家文化时期，在“早期丝绸之路”上，在制陶、冶金、动植物驯化等方面，存在技术交流和变革的现象。

    提问环节，聆听讲座的师生和傅罗文教授踊跃地展开了互动，就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问1：我是来自临洮地区齐家文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很关注考古学的研究，希望博物馆能和考古研究保持顺畅的沟通，相辅相成、互通有无。

答：是的。齐家文化博物馆中就有我们的一处小型实验室，方便我们在当地及时展开工作。当地博物馆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开展了一部分研究，关注当地——尤其是当地百姓——对考古发掘、考古资料的认识。我的研究生高颖彤曾在当地做了很多影像资料的记录。她还重访了夏鼐先生在日记中提及的、寻访过的当地百姓，搜集现在仍保存下来的关于夏鼐先生以及当时考古发掘的一些记录。我们发现，当地百姓虽然不乏因开垦荒地而雇佣挖土机把考古遗存一并挖掉的人，但也有具备一定文物保护意识和文化传承意愿的人。我们齐家坪遗址附近就有一位老农，专门模仿制作齐家文化的陶器，希望从中吸取古人的制陶经验。

问2：我们知道中国甘肃地区最先接受冶金术，也是最早出现冶金术的地方。那么该区域的社会复杂程度是怎样的水平？

为什么甘肃地区明明最早出现冶金术，但却没有像二里头那样转化成对中国青铜时代有很大影响的地区？

答：这是个很有意思、很重要的问题。我恐怕一时回答不了。但是我觉得，冶金技术虽然在甘肃地区率先发展了起来——无论这个新的技术是当地发明还是外部引进的——但是，它并没有成为当地社会中的一项重要技术。青铜制造一般服务于两个产业，一是制作工具，二是制作装饰品。我们看到，在甘肃，装饰品不只有铜制品，玉和绿松石也是相当重要的装饰品原料。甚至在西北地区，这两样东西远比青铜器来的更为重要。所以，如果那些私人收藏的绿松石铜牌确实是当地的文物，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绿松石很可能比青铜更为重要。因此，古人做青铜牌的时候要镶嵌上这些更有价值的东西，起到增值作用。然而，不得不承认，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冶金技术在甘肃地区的影响，没有达到青铜器后来在中原地区对整个社会的重要影响。

问3：傅罗文教授您前面提到技术的三个层面。我觉得对应在考古学上是否可以理解为，第一，实物层面的交流，比如具体的物件等；第二，比较具体的方法手段的交流；第三，作为概念的技术的交流。以家猪的驯化为例，世界各地都有独立的家猪起源地。也就是说，人们共享了“驯化”的技术概念，但不涉及手段和实物个体的交流。

那么从您在洮河流域的研究来看，它表现出的东西技术交流处于什么阶段呢？

答：总体而言，我认为不同层面的技术交流在洮河流域都有体现。而且，技术的交流也不是完全的照搬一个模式，而是在融入当地后有了一定的适应性的改进。这一情况在植物上的表征最为明显。在当时，小麦和大麦已进入甘青地区并在当地种植。然而，在种植技术当地化的过程中，具体手段发生了很多改变。也就是说，当一个区域已经有了农业和种植业的概念，这并不说明，该区域的人们就有关于农业的一切知识。因为不同作物的种植手法还十分不一样。动物饲养亦是如此，养猪和养羊的手段就很不一样。因此，当一个技术到了新的地域，当地的环境、文化是否合适是决定之后该技术在当地如何发展的重要因素。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文字/ 朱旭初

图片/ 沈靓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