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新进的两位考古专家——沈岳明教授与郑建明教授为我系师生带来两场以浙江青瓷考古为主题的讲座。沈岳明教授和郑建明教授长期从事陶瓷考古，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这是两位教授加入复旦后的首次讲座，由秦小丽教授主持。

主讲人沈岳明教授与郑建明教授

秦小丽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现场

一、“哥”不是传说——黑胎青瓷考古研究

第一场讲座由沈岳明教授主讲。他首先从文献角度，对“哥窑”的基本特征进行解读，同时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认识的变化；接着，以浙江龙泉窑生产的黑胎青瓷为中心，从产地、基本特征、该类产品的创烧年代及其性质等方面展开考古学的讨论，认为龙泉窑的黑胎青瓷即文献中所记载的“哥窑”瓷器。

“哥窑”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初年曹昭的《格古要论》中，沈岳明教授指出，从书中叙述来看，曹昭认可哥窑的存在并认为它是宋代的窑场。明代晚期对于哥窑的认识出现了一部分新的变化，开始将官窑与哥窑并提，且存在官哥不分的现象。清代文献对哥窑的描述变化不大，但清末民初时发生了很大转变，对哥窑的特征把握日趋混乱，并影响到当下人们对哥窑的认识。有关哥窑的记载大量出现于明清文献之中，在提到哥窑之时，其产地均指向龙泉，且龙泉地区有大量关于哥窑的传说。因此，沈岳明教授认为，哥窑很可能与龙泉有关。

于是，沈教授在龙泉地区展开了考古调查。该地区已登记的窑场有600多处，总体而言黑胎青瓷的数量较少，其中以溪口瓦窑垟窑址最为典型。龙泉黑胎青瓷的总体特征是“紫口铁足”、薄胎厚釉、釉面开片，大多素面无纹。器型丰富，皆为陈设器和礼器而非日常用器。黑胎青瓷的制作工艺，在龙泉窑内部发展脉络中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可能是外来工艺与当地窑场的结合。龙泉黑胎青瓷胎釉的成分分析显示，其釉的成分与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残片基本一致，说明两者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除溪口瓦窑垟外，大窑、小梅镇瓦窑路及龙泉东区窑址也都发现了黑胎青瓷。沈岳明教授对各个窑址出土的黑胎青瓷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相比而言，小梅镇瓦窑路遗址出土的黑胎青瓷工艺不够成熟，且器型种类少于溪口瓦窑垟窑址，因此，瓦窑路窑址的年代可能略早于瓦窑垟窑址；而大窑是黑胎青瓷生产的核心地区，面貌最为复杂，且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的黑胎青瓷残片，说明其烧造年代可延伸至元代。

接着，沈教授对龙泉黑胎青瓷的创烧年代进行推测，从溪口瓦窑垟黑胎青瓷出土的地层、与之同出的“河滨遗范”款瓷片的年代分析、热释光测年数据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证，得出结论：龙泉黑胎青瓷的创烧年代应在南宋早期，而非过去认为的南宋中晚期。

最后，沈岳明教授对龙泉黑胎青瓷的性质进行了分析。现代普遍认为哥窑瓷器具有“金丝铁线”的特征，这种观点产生的年代较迟，“金丝铁线”一词最早出现于乾隆时期的《南窑笔记》，不符合明代人对于哥窑特征的描述——胎为黑胎、“紫口铁足”、釉“色青”、“浓淡不一”、“粉青为上”，有开片。相反，这些特征与龙泉黑胎青瓷倒更符合。再加上龙泉黑胎青瓷与杭州郊坛下官窑的产品面貌较为接近，符合明末“官哥不分”的说法。因此，明人所述的“宋代哥窑”应该是存在的，龙泉黑胎青瓷即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哥窑，真正的宋代哥窑被混进了官窑之中；并且，龙泉黑胎青瓷残片与故宫所藏的传世哥窑瓷器的检测结果说明，两者的胎釉成分并不相同，所以具有“金丝铁线”的“传世哥窑”与“哥窑”是两个概念。

二、青瓷与青瓷文明

第二场讲座由郑建明教授主讲，主要围绕瓷器的起源以及瓷器在我国的文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展开讨论。

郑教授的讲座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在物质文化方面，什么最能代表中国？”。他认为，青铜器和漆器，虽然都有辉煌的历史，但具有时段性；金银器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玻璃器的出现时间相对较迟，且本土所产的玻璃器质量不高；丝绸，保存下来的数量较少，且近代以后逐渐被其他材质所替代。因此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为瓷器，从夏代文明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一为玉器，两者在审美上是相通的。

青瓷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瓷器，更是其他瓷器的母体。它出现于夏商、成熟于东汉、繁荣于唐宋元，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在唐代以前，青瓷是区域性的文化符号。唐代以后，在南方青瓷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瓷器出现席卷全国的态势，成为一个国家的符号。

郑教授接着提出了“青瓷文明”的概念。在先秦时期青瓷文明与青铜文明相对而言，主要分布于以环太湖地区为核心的中国东南地区。这一文明大约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发展于马桥文化时期，兴盛于战国，是本地区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文化序列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完整的发展序列。

原始瓷、印纹硬陶、土墩墓是青瓷文明的三大要素。瓷器起源是一个过程，因此，瓷器的起源地应具备这一完整的发展序列。从这个方面而言，全国只有浙江地区符合起源地的条件。浙江夏商时期的窑址按照年代排列可分为三个类型：夏代瓢山类型、夏末北家山类型和商出南山类型，该序列基本完成了从陶向瓷的转变过程。浙江原始瓷的烧造中心，主要集中于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和以萧山为中心的浦阳江下游地区。郑建明教授介绍了从夏代，至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原始瓷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面貌，并且指出原始瓷的烧造中心同时也是原始瓷的使用中心。

青瓷文明的第二大要素印纹硬陶，它在至少距今8000年前已经出现于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成熟，夏商时期，印纹硬陶先于原始瓷首先兴盛起来，到西周以后更是成为主流。西周以前的云雷纹与西周以后的回字纹的变化揭示了浙江地区完整的印纹硬陶发展序列。春秋战国时，随着原始青瓷的技术发展，印纹硬陶逐渐退潮，器型种类减少，纹饰也日益简化。

青瓷文明的第三大要素是土墩墓。太湖地区是土墩墓最密集的地区，具有出现时间早、序列全、种类齐、等级高的特征。土墩墓从早到晚在这个地区的发展序列较为完整，可提供关于青瓷、印纹硬陶等陪葬器物使用阶层及年代演变等相关信息。

郑教授指出，青瓷文明的出现是当地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产物。原始瓷的功能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是一种显赫物品，是社会分层的一种物化形态。夏商时期的原始瓷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发明，仅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且其制作的豆、戈类器物属于礼器的范畴，因此完全具备显赫物品的基本特征。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发展轨迹而言，夏商时期处于继良渚文化之后，社会再次复杂化的上升阶段。因此，夏商时期原始瓷的烧造，是伴随环太湖地区社会再次复杂化的进程开始作为显赫物品而出现的。

最后，郑建明教授总结道，青瓷文明是江南地区最具特征的文化符号，有着江南水乡典型的柔和之美，与之相对的是中原地区气势磅礴、秩序森严的青铜文明。这种柔和之美具有相当的韧性，在两汉青铜文明逐渐退潮之时，青瓷文明从原始瓷跃进为成熟瓷器，到唐宋时期席卷全国，明清后传播至世界各地，时至今日在生产生活中仍不可或缺。正因如此，青瓷在国家文明化的进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影响深远。

讲座结束后两位教授还和听众积极互动，耐心解答大家的踊跃提问。我们期待两位教授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和文博系师生分享更多前沿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积极彰显陶瓷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听众与两位教授互动

合影

组织/ 董宁宁、俞蕙、潘艳

纪要/ 潘语晨

摄影/ 涂京红

排版/ 韩雨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