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记录了丽水保定窑始烧及早期窑业转移情况、保定窑的衰落与‘处窑’、保定窑装烧工艺的演变轨迹、保定窑与周边地区的窑业互动、保定窑的内外销情况等内容。通过阐述窑址保存现状、年代推断、保定窑与龙泉窑核心区之间的关系、窑址保护与后续利用等内容，为保定窑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等提供了有力证明。
为什么关注丽水保定窑址？考古报告成果又有何价值？这一切还要从龙泉窑考古研究说起。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生产规模最大的著名窑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对外输出产品及窑业技术最多的古代窑场。其窑火延续千年，所生产的青瓷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流布,既为宫廷贵族所喜爱,也被平民广泛使用。同时，其大量外销的历史事实,又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今龙泉市大窑村
龙泉窑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的举动不仅让龙泉青瓷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拉开了我国瓷窑址考古事业的序幕。之后，20世纪50年代末，在周恩来总理“恢复我国历代名窑”的指示下，龙泉窑迎来了第一次正式的田野发掘活动。
2019年年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沈岳明教授主持的“龙泉窑考古学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课题内容包括以龙泉为中心的近600处窑场，涉及遗迹遗物、器形胎釉、装烧工艺、装饰技法、国内外的流布等多个研究方面，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可总结为“龙泉窑的始烧问题以及发展谱系的建立”、“龙泉窑工艺创新及与宫廷的关系”、“龙泉窑的技术交流与影响”及“龙泉窑产品的外销和技术的输出”等四项重要研究内容。
在“龙泉窑考古学研究”立项的同时，丽水市莲都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为深化地方窑业认识，同时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委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持、开展横向课题“丽水保定窑址调查研究”。
“丽水保定窑虽然位于龙泉窑核心窑区的外围，但是也是属于龙泉窑系统的窑场，”沈岳明说，“对其窑业内涵的深入探索是有必要的，它不仅将为地方传统陶瓷手工业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提供实证，也将成为龙泉窑研究的重要补充。”2020年7月至8月，沈岳明教授组织丽水市莲都区文物管理保护所相关同志，复旦大学周雪妍、周禺含、陈恰、冯昊正、范翀等同学，对保定窑展开了田野调查、室内整理、后续研究及报告编写工作。
“此次保定窑调研，组织学生一起，不仅仅是完成教学实践和科研任务，更是为了去找找文化自信、找找历史自信。”沈岳明说，“当你的文化自信不足的时候，就去看看龙泉窑，就能满血复活，因为那里是足够你文化自信的源泉。”
考古是一项高强度工作。炎炎盛夏，沈岳明教授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调查。小组成员每日步行十余里，对保定村十二座窑址进行以器物和窑具为主的样本采集，同时对其周围标志性历史遗迹进行信息收集。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周雪妍介绍，他们首先根据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厘清调研思路，其次确定窑址样本采集的顺序，再则是实施田野调查。
沈岳明带领调查小组考察
在样本采集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在沈岳明老师的指导下，首先寻找出窑炉的具体方位及走势，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采集样本的堆积层，将干扰表面土层的杂草清除后，使用手铲、刷子等工具对堆积面进行二次处理，直到土层中露出器物样本，谨慎取出并放入对应窑号的编织袋中。同时，考虑到窑址调查难以企及考古发掘活动全面收集信息的效果，所以在每个窑址中，调查小组都会选择3-4处不同方位进行工作，以降低样本采集的偶然性。
调查小组对采集到的1704件陶瓷样本进行清洗、晾晒、整装，半个多月的样本采集工作后，调查小组从保定村转移至莲都区文化馆，进入资料整理阶段。调查小组对采集到的陶瓷样本进行整理、挑选、统计编号、排队分析、线图绘制、器物描述、文物摄影、类型学分析等一系列研究工作。
小组采集的瓷片标本
“窑场的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个窑场跟当地的村庄的形成与发展又是怎样一个关系过程？是村庄应孕了窑场还是窑场应孕了村庄的成长？在标本采集后这些疑问都是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的。”沈岳明说。
调查小组每天泡在文化馆，为样本的分类标准、排队方式、年代序列等“吵”来“吵”去。谈及调查中的艰辛时，周雪妍坦言：“天气比较闷热，夏天蚊虫也很多，尤其我们都是在那种丛林里，还蛮辛苦的。”毒辣日头之下，小组成员也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不适，特别是第一次参加田野调查的，但都努力克服了。
在完成标本整理工作后，为进一步了解保定窑与同时期周边窑场的互动面貌，调查组还曾前往台州、宁波地区的多个窑址及文物单位进行了观摩与求证，为窑业技术的传播路线及互动研究积累了比对素材。
整理标本和资料
2020年12月初，在沈岳明教授的指导下，小组成员协作完成考古报告的初稿，其中报告编写、野外彩照、数绘插图、地图制作等工作由周雪妍负责。此外，平日里喜欢平面设计的她，还担任了报告的封面设计。
“龙泉窑核心区域窑场是如何影响周边？它如何辐射或传播到东亚甚至北非等地区？不研究，不调查，是解决不了疑问的。”沈岳明说，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公布研究成果，才能为后续大家共同研究提供资料。
“长期以来，文物考古与研究大多停留在器物学和文物学的层面，远未达到透物见人、见史、见生活、见精神的高度。”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说，“考古发掘不是最终的目的，需要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任何一件文物或一处遗址，其背后都有历史文化故事。它反映着人类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科学与技术、宗教和信仰、审美和思维等领域的文化继承和创造，记录着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足迹，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我们要在考古发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研究，成果达到透物见人、见事，把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播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