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5日，本学期第一场讲座在复旦大学博物馆开讲。讲座题为《东亚考古二讲》，由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长友朋子介绍她的课题《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陶器及饮食方式》，以及日本埼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准教授中村大介讲解《汉代草原地带与海上的玻璃珠贸易》。讲座由科技考古研究院袁靖教授主持，秦小丽教授担任日语翻译。
讲座现场照片
长友朋子：《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陶器及饮食方式》
主讲人长友朋子教授（左）与讲座翻译秦小丽教授（右）
长友朋子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她正在研究的课题——日本列岛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的陶器制作、组合及其饮食生活方式，并与朝鲜半岛同时期的陶器进行比较，研究对象主要是豆和杯。
陶器是一种日常生活器具，但在礼仪性场合也较多地被使用。我们一般认为，陶杯是一种酒杯，陶豆（日语称“高杯”）是一种盛放肉类贡品的食器。中国从商周开始，就有文献记载陶豆的用途。到汉代，豆在中国使用频繁，汉代以后，它的使用逐渐衰退，杯开始盛行。
长友朋子教授分别介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陶器研究概况。
（一）汉代乐浪郡陶器的炊煮方式和食器组合
汉代画像石中的炉灶形象、汉墓随葬的炉灶明器、以及汉代烹饪饮食时使用的桌子（即“案”）的图像广为人知。炉、灶、案的出现表明烹饪器具的变化和人们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汉代出现的这些变化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而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乐浪郡是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的汉郡之一。乐浪郡出土的桌、碗、勺等各类食器，和高级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具有中国楚地特色的漆耳杯，通常成套出现。漆器不仅在中国被视为珍贵物品，传入朝鲜半岛后也被视为奢侈品，相比之下，乐浪郡本土居民日常使用的陶豆则较为朴实，与精美的漆器大相径庭。
乐浪郡的烹饪用具中，炉灶和甑的组合，以及漆器、案和杯的组合，是汉代中国大陆系统中传统的器物组合，高柄的陶豆则是本土的主要烹饪用具。
（二）朝鲜半岛的食器和饮食方式
早在乐浪郡设立以前，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已经形成了交易网络。乐浪郡设立之后，人们的烹调方式和饮食方式也因为与大陆的交流变得频繁而发生着变化。
朝鲜半岛在铁器时代初期出现了豆。原三国时代出现的漆豆，在乐浪郡却没有发现，而且漆的涂法与乐浪郡的漆器工艺不同。三国时代，百济陶器组合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食器——杯。新罗陶器组合中出现了大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豆和随葬用的豆。在伽耶，也有大量的木豆和漆豆发现。而到了统一新罗时代，杯占主要地位。7世纪后半期，朝鲜半岛陶器类型的主流从豆变成了杯，此间各个地区有所差异。
（三）日本列岛的食器和饮食方式
日本列岛在绳纹时代后期就有豆、钵和筒形三足器出土。弥生时代早期至晚期，受到朝鲜半岛的影响，开始出现高柄的豆。
弥生时代后期在日本列岛大约出土有6种不同类型的案。从各个类型案的出土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案的使用和扩散与日本国家成立期的社会中心变化基本一致。特别是在古坟时代，案可能是社会上层之间非常重要的器具。因为在古代日本，用餐是一人一套餐具的分餐饮食方式，所以什么社会地位的人用什么样的案吃饭具有严格规定，案上放置的器具也有讲究。陶器有露天烧制和陶窑烧制两类。陶窑烧制技术可能由朝鲜半岛的伽耶地区传入日本。
由上可见，日本列岛的陶器在传承本土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新因素的影响。
综合以上三个地区用作烹饪和饮食的陶器组合来看，中国大陆呈现出从豆到杯的变化；朝鲜半岛也大致如此；而在日本，豆和杯两者一直存续，一是因为日本列岛很早就有用豆的习惯，二是因为它一面接受朝鲜半岛的影响，一面又维持自己的传统，两者之间有重合交叉。在东亚，豆和杯作为礼仪性的用具，主要起源于中国大陆，其器型的变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而其中蕴含着的社会等级观念等思想变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社会文化发展。
汉代草原地带与海上的玻璃珠贸易
中村大介
主讲人中村大介教授
玻璃珠贸易是欧亚大陆不同文化交流的缩影。中村大介及其合作研究者田村朋美对汉代草原地带和海上的玻璃珠贸易进行了考古学与科技分析两方面的研究。
（一）欧亚大陆上的玻璃珠体系
欧亚大陆于三千年前开始生产玻璃珠。中国和南亚地区生产的玻璃珠在世界范围内交叉分布，并在西汉晚期形成三条交流路线，分别是草原之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玻璃珠主要可分为铅玻璃系统、钾硅玻璃系统和钠玻璃系统。每个系统里又可根据颜色和形状再细分。铅钡玻璃主要生产于中国；钾硅玻璃则多在印度等南亚地区；钠玻璃产地较多，主要分布于罗马等地中海地区，其中美索不达米亚等西亚的玻璃珠则加入了草木灰，这类珠子在亚洲地区有大量发现。
中国的玻璃珠生产技术最早由火焰烧制开始的，如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釉砂就采用了这种工艺。但这种制作方法仅延续至西周中期，此后则转变为生产铅钡玻璃。到了春秋时期，玻璃珠在墓葬中更为常见，种类也更加多样。东北地区不仅生产“蜻蜓眼”，也开始制作长管形珠子。大阪加美Y1墓中也发现了玻璃材质的勾形饰，说明日本采用同一技术生产出具有当地特色的玻璃器。由此可见，铅钡玻璃的传播路线从中国开始，影响至东北地区，再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二）朝鲜半岛的玻璃
虽然铅钡玻璃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但并没有成为最常使用原料。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更常见的是钾硅玻璃。出土量最多的玻璃珠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即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这种朝鲜半岛和日本流行的钾硅玻璃在中国中原地区发现的比较少，说明这种类型的玻璃珠没有得到当时中原地区的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半岛的昌原茶户里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的钾硅玻璃，这种玻璃使用了南亚半岛的特殊制作技法——将原料烧成空管状再进行切割与回炉，制成长管形珠子。
此类珠子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多有发现。汉王朝统治下的乐浪郡云成里9号墓中出土了这类珠子。珠子呈蓝色，上可见竖线痕迹，为制作时留下的痕迹。除了蓝色的钾硅玻璃与红色的玛瑙外，乐浪郡还出土了印度地区盛产的透明玻璃珠和罗马帝国的金色三明治式玻璃珠，后者在透明珠子上镀一层金箔后再在外覆一层玻璃，既可以看到金箔，又能使金箔长时间保存，形制特别。乐浪郡财富甚丰，生活奢侈，其出土的遗物来源广泛，既有南亚地区，也有地中海地区，正如《后汉书》所记载的，其贸易范围“东至乐浪，西达敦煌”。
乐浪郡主要有汉人、濊人和朝鲜贵族生活，随葬的玻璃珠也存在社会阶层区别。汉人作为高级贵族，其墓葬等级也相对较高，中国式玻璃珠更多，等级稍低的中间阶层喜用钾硅玻璃珠，本地贵族在装饰品上与前两者亦有区别。南亚半岛的玻璃珠之所以没有在汉王朝流行，可能由于汉王朝主要使用传统材质，而玻璃珠则只能在周边地区传播，因而交流贸易广泛的乐浪郡地区能够汇集南北多地的物品。
除了乐浪郡，辽东半岛羊草庄26号墓中出土了铜质装饰品与玻璃珠，有研究者认为此处是乌桓国的墓葬。朝鲜半岛金海良洞里遗址也有玻璃珠出土，小珠子中穿有一颗宝石，同样也是东南亚如缅甸地区常用的样式，说明这一遗址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关系也十分密切。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钾硅玻璃的传播路线是从南亚、东南亚，到岭南地区，再到乐浪郡，最后远达朝鲜半岛和日本。
(三)南方地区的玻璃
汉代岭南地区出土了大量单色珠，以海蓝色和水蓝色珠子最多，与乐浪郡、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玻璃珠有共通之处。除了玻璃珠以外，岭南地区还发现了许多玻璃容器和装饰品，为其他地方所罕见，足以说明岭南地区的钾硅玻璃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但这些玻璃珠的原料是来源于岭南地区当地，抑或是从南亚地区进口，则仍有待中国玻璃器研究的学者进一步探讨。
除了玻璃珠，岭南地区还发现了许多宝石，如水晶、紫水晶、绿柱石（水蓝宝石）等，可见岭南地区和南亚地区关系密切。越南地区也出土了大量玻璃珠，不同的是其颜色多种多样，数量远远超过乐浪郡和日本列岛出土的此类珠子，还能做到在同一颗珠子中呈现两种不同的颜色。越南地区可能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术，并开始本土的玻璃珠生产。
钾硅玻璃的原产地可以通过成分分析判别，根据Al2O3和CaO的含量差异，可以区分出南印度与越南中部-中国岭南地区两处产地。泰国一处港口遗址中既可以看到印度文字的使用，也有中国江南地区的印纹陶器，而出土的浅蓝色玻璃珠中则添加了铅，这种成分在中国青铜器中亦有使用，因此其产地可能与岭南地区有关。《汉书·地理志》和《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记载了从罗马通过南亚直至中国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因此玻璃珠的原料也可能存在一条从罗马通过印度洋，再到中国岭南地区、乐浪郡的贸易线路。
（四）草原地带的玻璃珠交易网
公元前1世纪匈奴墓中出土的遗物包括作为古董的罗马时代金币、带有金箔的玻璃珠、西亚人像护身符等，与中原汉墓的出土物明显不同。
NoinUla遗址31号匈奴墓出土的地毯画也多流行于西亚和中亚地区。阿尔泰地区Tuva墓地等匈奴墓中基本都存在汉代中原与西亚文物混杂的情况。Nokhtiinam匈奴墓中的玻璃珠有其独特的制作方法：先制作出长条形，再利用器具的沟槽形成珠子，最后再将之保留或切开，形成连珠或单珠。这种方法与南亚的制作方法不同，为中亚和西亚所特有。而GolMod单于墓中出土的珠子的制作方法也有其特殊性：将片状的原料卷起来，再上色烧制，从而形成马赛克式的玻璃珠。AlagTolgoi墓地中出土的三角形珠子中带有斑马线纹饰，常见于西亚的伊朗地区。根据这些珠子可以推测，当时存在从伊朗出发，经过中亚地区、阿尔泰地区，到达草原地带和蒙古的交通路线，从而绕开当时处于汉王朝统治下的新疆地区。
匈奴墓中也出土了来自南亚地区的钾硅玻璃，田村朋美进行了成分分析。结合其他地区出土的钾硅玻璃可以发现，蒙古地区匈奴墓中的玻璃珠以橙色和紫色为多，而岭南地区、乐浪郡和日本列岛则水蓝色玻璃珠较多，这一差异反映出了流通路线的不同。蒙古高原西部地区ZamiinUtug3-1号墓中还出土了添加草木灰的玻璃珠。这种珠子在中国新疆地区也有相似的器物出土。
总体而言，匈奴墓集合了不同地区的珠子，有西亚传至草原地带的玻璃珠，也有中亚地区带有草木灰的玻璃珠，还有来自南亚地区的紫、橙色珠子。
（五）总结
现有资料表明，玻璃珠主要大量发现于汉王朝周边地区。远离中心地区的原因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两大交易流通线路有关。在这两条交通线路上，不同地区、国家都有相似的对玻璃珠的偏好。
本次讲座要点可以归纳为：首先，玻璃珠装饰品在汉代中国的边缘地区比较流行。第二，中原地区有传统的装饰品和随葬品认知，玉承载了更高的文化价值，因此玻璃珠的使用未被广泛接纳。第三，玻璃珠最早流行于当时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东夷地区。第四，匈奴墓中出现的玻璃珠大部分来源于西亚和中亚地区，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获得。第五，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玻璃珠从中原南北两道流通，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乐浪郡汇合。乐浪郡正是利用这两条通道，从而在陶器、玻璃珠使用上都显示出雅趣、奢侈的生活方式。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对陶器的传播和玻璃珠贸易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场下和两位老师进行了踊跃的问答互动。古代文化间的交流在今日的学术交流中得以延续。
听众踊跃提问
讲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