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7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袁靖教授应邀参加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科技考古的思考》的发言。发言内容如下：

2004年，陈星灿所长翻译伦福儒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第3版，引起很大的反响。2014年，陈淳老师翻译了《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第6版，这一版增加了2章，反响更大。《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第6版一共分了16章，其中认知考古学、考古学和公众、如何管理遗产这3章基本上和科技考古没有关系，考古学史、证据的多样性、遗址与遗迹的调查与发掘、社会考古学、贸易与交换、考古学的阐释、五项个案研究、建立考古学的职业生涯等8章和科技考古密切相关，还有断代方法与年代学、环境考古学、生计与食谱、工艺技术、人群的生物考古学这5章完全就是科技考古的内容。这是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我在这里谈三点认识。第一点是要在一个遗址全方位地开展科技考古研究。这里以河南省渑池县二里头遗址为例。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科技考古相关研究人员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遗址。经过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全方位地研究，我们认识到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洛河改道，汇入伊河，使二里头遗址的北面与邙山连为一体，形成可以建立王者气象的都邑的地势地貌。二里头遗址的居民在土质肥沃、距离邙山不远，滨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当时人的形态特征属于古中原类型，健康状况较好，母系来源多样；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农作物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种家畜饲养主要保证了肉食来源，同时在体现等级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时已经形成长距离的调运金属资源的产业链，制作金属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出现质的飞跃，可以对那些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那些产品是为贵族专用的；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的陶器生产部门；当时已经能够做到依据石器的功能特征选择合适的石材制作石器；出现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作骨角器技术及专门生产漆器、纺织品的部门等。可以说，依山傍水的地势地貌、适宜的气候条件、健康人口的组成、达到较高程度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专业化分工的巩固及当时已经存在人口和家养动物的对外交流等等，均为早期国家在二里头的形成提供了理想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经济基础及开放的文化氛围。这为我们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地认识二里头遗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后应该像二里头遗址所做的各项工作那样，一个一个遗址全方位地开展科技考古研究，系统认识一个遗址的面貌，在这样的基础上，小到遗址之间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大到归纳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才能够提升到历史研究的高度。

第二点是科技考古各个领域要反思、完善研究思路和方法。全部的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人员都要真正以考古学的问题为导向，要明确自己是在做考古学研究，要把自己的探讨提高到历史研究的高度。具体到各个研究领域，有各自需要侧重的地方，比如年代学要注重每个地区新石器时代及先秦时期各个考古学文化年代数据的精确度，要有战略谋划，要有计划地针对一个一个有代表性的遗址开展高精度测年，这样才能构建21世纪的史前及先秦时期的年代框架。环境考古要注意单个遗址的地势地貌，尤其要关注水和古河道的问题，二里头遗址是伊河和洛河合并、瓦店遗址当年是水乡、陶寺遗址是宋村沟和南沟的形成、良渚遗址是水坝，都与水有关，其他遗址是否也是如此，要用研究结果来证明。人骨考古要注重深化研究内容，完善研究领域，至少DNA、同位素的结果和形态学的性别判定、形状测量等结果如何结合值得思考。另外，病理现象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算重要方面，龋齿、关节炎等是枝节问题，我们将今论古，知道一个普遍生病的人群是没有前途的，各个地区多个考古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以健康人群为基础的。动物考古要从年代、形态、DNA、同位素等角度全方位地做工作，我们从去年开始聚焦陕西凤翔血池遗址7号坑出土的全部26匹马骨，从形态学、年代、DNA、碳氮稳定同位素、锶同位素等多个角度开展研究，结果很精彩，即将全部发表在《考古与文物》今年的第4期上。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讲述了封禅是一种古老的礼仪制度及自己随从汉武帝巡视并祭祀天地诸神和名山川、参与了封禅礼的过程。最后他特别提到，“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遗憾的是有司记载的那些史料并没有保存下来，成为千古之谜。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对血池遗址其他祭祀坑中的用牲开展研究，在系列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努力参与破解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千古之谜。植物考古要考虑在一个遗址大植物遗存、植硅体和淀粉粒等几种方法如何结合到一起，要考虑五谷之外的其他植物遗存的作用，动物考古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之分，植物考古是否也有必要探讨农作物和其他植物的区分和作用。冶金考古是取得重要进展的研究领域，今后要注重各个研究和教学机构的研究在方法和思路上的一致性。古陶瓷科技考古要注重陶瓷器的制作工艺。DNA研究、同位素研究、残留物分析要结合研究的对象思考，拓宽思路，开创新天地。尤其是DNA研究的最新成果，文少卿做的陕西血池和杨官寨的人骨和马骨，董豫做的山东傅家遗址的人骨、吉大的万诚做的河北姜家梁遗址的人骨、蔡大伟、赵欣做的多处遗址的马、黄牛和绵羊，给我们一系列重要的启示，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数年之后，或许会给考古学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帮助我们把对各个考古学文化来龙去脉的追踪、人群谱系的探讨、古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家养动物基因变化背后反映出来的古人的技术进步和文化交流的研究等等，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填补学术空白。

第三点是考古学会下的各个跟科技考古相关的专业委员会要发挥引领作用。环境考古、人骨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新技术考古等各个专业委员会集中了全国的相关研究领域的精兵强将，陶器和石器研究大多归入新石器时代专业委员会、冶金考古归入夏商和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这些研究跟考古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条件更好，近年来，围绕陶器、青铜器制作成功召开过多次研讨会。我们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这几年来围绕思路、方法有过多次讨论，研究人员之间相互交流成果，互动很积极，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我们各个专业委员会在思路上、方法上、数据库上做好组织和引导，大家从理论到方法，从研究成果到数据库建设方面多交流，多合作，凝聚共识，壮大实力，一定能够为深化中国考古学研究、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