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1日，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举行了复旦大学第114周年校庆报告会。报告会以“科技考古与古代文明”为主题，由刘朝晖教授主持，来自科技考古研究院的五位重量级教授、研究员分别呈现了五场精彩绝伦的汇报，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关注。
陕西雍城血池遗址是近年来发现的一处秦汉时期大型祭祀遗址。袁靖老师通过介绍血池遗址的动物考古，精彩地呈现了科技考古与古代文明的关系。
报告首先以大家熟悉的北京天坛作引，娓娓道来古代皇帝祭天的历史。天坛是明清时期的建筑，而陕西西安发现的圜丘遗址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秦汉时期的古人在哪里祭祀？《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史记·封禅书》里提到的“畤”是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据文献记载，秦襄公作“西畤”，秦文公作“鄜畤”，祭祀用到的动物包括驹（马驹）、犊（牛犊）、羔（羊羔）等年幼的动物。然而，尽管史书中有类似的记载，但关于畤的确切位置，一直是考古学家探索的课题。
陕西省凤翔县雍城血池遗址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遗迹表明，血池遗址就是秦汉时期的“畤”。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司马迁在《封禅书》里讲述了封禅是一种古老的礼仪制度及自己随从汉武帝巡视并祭祀天地诸神和名山大河、参与了封禅礼的过程。但他最后写道，关于具体的祭祀内容和细节则是有司负责记录的。遗憾的是，有司记录的文献并未保留下来，成为千古之谜。而考古学家要做的，就是给中华民族修家谱、写历史，把史书上看不到的历史通过考古研究揭示出来。
在血池遗址中发现的筒瓦、瓦当、地砖等建筑构件，表明该地可能存在祭祀用的建筑。除此之外，发现的许多祭祀坑分别掩埋有动物、玉器等，也有部分为空坑。关于空坑，有一种猜测是杀了动物以后放血存血的祭祀坑，这也和当地的地名“血池”似乎有所关联。但由于黄土的淋溶性很好，经过千百年雨水的冲洗，我们已经无法对土壤里是否包含血迹进行检测，确认那些空坑的性质了。此外，多个祭祀坑之间有叠压关系，说明这个区域是被反复使用并长期作为祭祀地点的遗址。
对血池遗址多个样本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123年，属于先秦至秦汉时期。动物考古研究集中在祭祀坑中进行。我们对出土动物骨骼做了形态学分析和测量，发现有马、牛、羊三种动物，且都是幼年个体。宰杀年幼动物个体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更重要的可能是与古代文献里所说的“用犊贵诚”相符，体现幼年个体的纯洁。
我们还对具有代表性的7号坑进行了动物骨骼的古DNA、稳定同位素、锶同位素等分析。7号坑共有26具幼年马的个体。碳、氮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它们食谱多样，有不同的食物来源，说明这些马匹并不来自同一地方。祭祀动物的锶同位素数值也不在当地值的范围内，表明这些马匹并不是当地饲养，而是征调而来。古DNA分析也得出了有意思的结果。如在性别上雄雌比是6：4；毛色以栗色为主，兼有骝色、黑色，骝色带点等；这些马的运动能力一般，缺乏爆发力，似乎不能成长为出色的战马，更有可能是《周礼·夏官·马质》中提到的“田马”或者“驽马”。结合祭祀用的玉器成色不佳，玉质一般的现象来看，当时对祭祀用马的要求并不严格，仅体现象征意义。
总体而言，我们认识到血池遗址的祭祀动物以幼马为主，毛色多样、体质一般，仅具象征意义。马匹来源多样，可能是当时政府有计划地从多个地区征调而来，体现了国家的统一意志。用动物祭祀是当时礼制的重要内容。
血池的动物考古工作还在继续，我们希望对每一个坑里祭祀的动物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全面认识秦汉时期利用动物祭天的历史。
早期丝绸之路一般指张骞开通西域之前的丝绸之路，和欧亚草原的关系更为密切。欧亚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侧，西至多瑙河下游，长度达 7700 多公里，地质环境迥异、沿线民族多样，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走廊。
公元前 45000至公元前 2500年前是早期丝绸之路的前夜。
早在公元前 45000年，新疆地区就发现了有勒瓦娄哇风格的旧石器。到了公元前三千纪左右，新疆北部出现了一批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有关的遗物。受此影响，在新疆的阿尔泰地区形成了切尔木切克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 2400 年左右。切尔木切克文化的墓葬立石十分具有标志性，类似的立石在欧亚草原上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中多有发现。有趣的是，在罗布泊边缘、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央地区发现的古墓沟遗址，因为被沙漠环境，烧制陶器有一定难度，于是先民用芦苇编成草篓子，其形制也和阿凡纳谢沃的陶器相似。
公元前 2000年至西周末年是早期丝绸之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安德罗诺沃文化东进并进一步发展。新疆发现的诸多和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关的遗址集中在新疆西部，辐射到伊犁河流域，最东到达乌鲁木齐地区，沿着天山北麓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哈密地区。天山北路墓地既有明显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特征，又有甘青地区河西走廊的文化因素，这两种文化在这里发生了碰撞。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因素进入新疆和甘青地区，并不意味着文化本身的直接传播。比如小河墓地出土的权杖头和齐家文化四坝遗址的权杖头十分相似。此外，甘青地区的墓葬形制也受到草原影响，齐家文化的封土就带有草原风格。铜器中也出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因素。塞伊玛-图宾诺带倒钩的长矛传到中国后，后尖和刃逐渐消失，从实用器转变为礼器使用，最远传播到今天的河南。食物方面，麦类作物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
这一阶段的后半期是卡拉苏克时期。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也进入到了西北地区，洮河流域出土了典型的二里岗的器物。卡约文化也可以看到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其中的立兽造型来自于草原，器镰形剑可能最早来自自亚述。该时期还发现有铁器，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块炼铁发现自磨沟墓地，年代为公元前 1400 左右，比赫梯晚 200 年左右。
东周至秦末是早期丝绸之路的繁荣阶段。
当时欧亚草原的主要文化有斯基泰、萨迦、巴扎雷克，中国西部是秦和西戎。石室墓的传统仍然延续，黄金得到大量使用。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遗址出土的金器纹饰可能来自波斯与斯基泰和塞人的金器风格相似，另一种物品——祭盘主要来自哈萨克斯坦；立兽造型的青铜短刀从南西伯利亚到欧亚草原到中国北方都广泛存在；原型来自伊朗苏萨三字格的青铜短剑沿着甘肃青藏高原东南一直延续到云贵高原；双环的马衔也和欧亚草原有关。
艺术风格上，剪纸的造型无疑来自欧亚草原，虽然用的质地不一样，欧亚草原上的巴泽雷克使用皮革，传入中国后使用金子。动物纹样更为常见，蜷曲的动物和后蹄翻转的动物是斯基泰风格，有源于西亚的格里芬造型，类似的图样在马家塬都有发现。植物图样同样如此，但欧亚草原和中国境内发现的含义是否一样，留待将来再研究。
服饰也受到欧亚草原的诸多影响。我们发现，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阿尔赞王陵出土的衣服大量使用珠子装饰，马家塬也发现了珠子的使用。此外，衣服的装饰品还有别针。
工艺上，这一时期出现了金珠工艺。最早的金珠发现于公元前 2100 年的乌尔王陵，早期比较粗大，到这一时期珠子尺寸只有不到一毫米。另外，铁鋄金银工艺在阿尔赞王陵也有发现。现在，这类工艺基本已经失传，只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藏族的喇嘛制作法器时才会偶尔会用上。此外还有蜻蜓眼和玻璃工艺。中国发现的蜻蜓眼大多为国产。
欧亚草原传入文化因素，中国也有向西传播的文化影响。北方地区出土的三足瓮，在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就有发现。铜镜、漆器都有类似的传播。
总而言之，早期丝绸之路的发展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其中与斯基泰、西戎和秦等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和中国西北关系紧密，其中阿尔泰地区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人群的迁徙可能是造成文化因素传播的动因之一。斯基泰人的西迁、波斯帝国的东征和大流士东征都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秦穆公霸西戎引起了西戎的西迁和南迁，南迁的这一支又将甘青地区的欧亚草原因素带到了云贵高原，使其出现在滇文化中。由此，欧亚草原与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紧密。
郑老师从宏观的历史视角，考察了瓷器作为考古学意义中的显赫物品，在中国早期文明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试图解答瓷器这种江南地方因素是如何向中原地区扩张、席卷全国，进而成为世界眼中中国之象征的。
报告从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江南水乡地区青瓷文明与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对比展开，郑老师认为，两种文明体系截然不同的禀赋特质来源于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青瓷文明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太湖地区的史前文明——良渚文明，特别是以玉器为特质的文明因素中去。
战国早期，青瓷文明与青铜文明完成首次接触与融合。夏商时期和西周早期的原始瓷，以各种类型的豆、罐、侧把盉、尊等为主要器型；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筒形卣、尊、鼎、簋等器物为主；这些器物造型独具江南特色。进入战国时期，原始瓷不仅在器类上极度丰富，除了各种日用器和礼器以外，还出现了乐器，器物造型也发生巨大变化，从早期仿制南方本土青铜器器型，向中原地区青铜器形制和组合靠拢。
变化的原因与“越为禹后”的历史叙事有关。根据《越绝书·越绝内传陈成恒》和《国语·越语下》记载，越国君臣勾践和范蠡自称“蛮夷”、“禽兽”，不承认自己是夏禹的后裔，对中原的礼乐文化没有归属感。迁都琅琊后，勾践仍不承认自己与中原存在关系。直到临终前对太子兴夷的遗言中，才透露出“越为禹后”的意思：“吾自禹之后，承元常之德，蒙天灵之佑、神祇之福，从穷越之地……夫霸者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此时越国已经历过开疆扩土的上升期，勾践要守住功业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植中原的礼制。礼制的转变反映在瓷器上，即向中原地区学习器型和器物组合。是为原始瓷从最初纯粹的江南地区文化因素，融合到中原地区文化中去的第一步。
第二步融合发生在东吴时期。该时期，蕴含“天降神命”祥瑞意义的年号特别多，如：赤乌、五凤、甘露、宝鼎、天册、天玺、天纪等等。从地理位置优势、血统沿袭上来说，三国之中最不具备建国的法理性和正当性的就是吴国，因此要通过制造“舆论”来巩固礼制，强调政权的合法性。进入东吴以后成熟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正是在礼器需求强化的基础上推动和发展起来的。此时，汉代的保守学风在中原地区几乎扫荡一空，而江南承袭汉代的礼制得以保存并影响全国，江南瓷器在南朝后期向北方的扩张也是与此相适应的。
瓷器在中国的第三个转变发生在唐代。武后时代，强调世俗地位和财富，表现在物质形态上，和六朝时期追求清新洒脱的风格不同，流行绚丽张扬的唐三彩陶器。安史之乱以后，经济方面，中原地区失去主导的作用，开始慢慢依靠东南诸州；思想方面，洪州系取得主流地位，禅思想向自然和适意的人生哲理方面转化，逐渐融入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由此带来的是越窑的兴起和“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追求的极简风格与早期唐三彩的炫目截然不同。此外，作为晚唐众多窑场的典型器物玉璧底碗，我们能从越窑窑址中找到它产生和发展的完整序列，从一侧面说明唐代越窑作为窑业中心和技术输出中心的地位，越窑在唐代仍在对其他窑场产生影响。
到这一步，瓷器彻底完成了从地方文化因素到主流文化因素的转变。这种内敛的瓷器文明因素到了两宋时期，发展至巅峰时期，与之相应的是文人群体的兴起，他们推崇极简、内敛的器物。
最后，元、明、清时期，瓷器再次迎来巨大的扩散和调整。一方面，制造技术上，瓷器从单色釉为主变成多彩瓷为主。传播范围上，六朝时期瓷器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发现，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的百济地区；唐宋时期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元明清时期，影响范围扩大至整个世界，形成世界文明因素；另一方面，从内敛文化向世界性的华丽审美转变，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宋金对峙后形成的南北瓷器差异，南方地区坚守龙泉青瓷，北方地区则流行白底黑花的磁州窑瓷器。元明清时期，形成彩瓷为主的态势。
郑老师将以上过程概括为“蝶变与蜕变”，窑业中心回归到江南的景德镇，实质上仍是江南文化对全世界文化产生影响的表现。
唐代以前，浙江的制瓷史几乎等同于中国制瓷史，可以用“一枝独秀”来形容；唐代，南方地区的越窑和北方地区的邢窑形成“南青北白，南北交辉”的格局；宋代以后名窑林立，形成以五大名窑为首的“百花争艳”局面，而这种格局的形成与王安石变法分不开。
据《宋史》记载：“熙宁初，辅臣陈升之……王安石领制置三司条例，建言：‘……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在京仓库之数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则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从之。”在物价低、运程近的地方征购物资，以节省货价款和转运劳费。
沈老师认为，就上供瓷器而言，“贵”和“远”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越窑，尤其是青瓷。唐以来越窑青瓷的价格一直处于顶尖位置，更何况是越窑秘色瓷了，除了它本身的价值不言而喻，烧制秘色瓷的匣钵也是用瓷土制作的，可见成本之高。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越窑秘色瓷最后一次进贡是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绯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此后的文献中再也没有讲到越窑进贡瓷器。与此几乎同时，其他窑场的贡瓷陆续出现，尤其是离都城较近的耀州窑和河南府生产的青瓷。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应该与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有关。
王安石自变法伊始，就着手致力于改革政府购买制度中的科买之弊，把原本委托给地方政府承担的上供物资科买，转变为由市易务承包购买。如果把《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八年（1093）……耀州遣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这样一件具体小事的记载与王安石变法的实行联系起来，就会好理解得多：
尽管市易法的实施为国家节省了经费，但也带来了弊端：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从宫廷派员到产地购买高质量产品，到市易务按照一定质量标准的坐地收购，不仅存在艺术审美水平的参差，而且收购产品的种类与宫廷的需求也没有那么融洽，就瓷器使用而言出现了“不堪用”的局面。 “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河南、陕西一带，多个青瓷瓷窑发展起来。其实除了这些与宫廷用瓷有关的窑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全国各地许多窑场都在此时蓬勃兴起，这也可能是变法带来的副产品。
由此，沈老师推断导致越窑瓷业衰落的主要因素，除了此前常说的原料问题和燃料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和王安石变法相关的政治问题。变法的结果就是将原先烧制秘色瓷的单个窑场变为多个窑场，从文献看，“类余姚县秘色也”、“越州古秘色”等等对汝窑、耀州窑、龙泉窑、官窑等烧制青瓷的形容，说明了它们和秘色瓷还是同属一个系统的。
报告以叶寘《坦斋笔衡》中堪称“中国瓷业发展史”的段落作为结尾，沈老师再次强调了宋代多处重要窑址的形成和发展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论点。
秦小丽：《绿松石、玛瑙、海贝与牙璋: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地域间交流》
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处于社会重组的关键转折期，龙山文化晚期城址林立，而后在伊洛河流域形成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秦小丽老师围绕二里头、三星堆、兴义、干骨崖4个重点遗址和其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玛瑙、海贝和牙璋这4种物品，还原这一时间节点前后，地域间文化交流的面貌和变化情况。
二里头遗址经过60年的科学发掘，发现的资料众多、信息完备。大、中型墓葬中可见用漆器、海贝随葬现象； 极个别墓葬出土稀有的玉制牙璋；M3出土龙形器是由大量1cm见方的绿松石小片整齐镶嵌而成，同出的还有海贝装饰品、铜铃。其他一些大型贵族墓葬中，绿松石镶嵌铜牌饰与青铜容器（铜爵、铜铃）和海贝共出。此外，在二里头宫城遗址南部发现绿松石手工业作坊以及一些小型作坊，出土2000多件绿松石成品、半成品和原料，二里头的绿松石制造业内部已成体系。
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宫殿区和城址。但与二里头墓葬随葬青铜容器不同，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内出土大量特色鲜明的“纵目”形象青铜面具和雕塑。引人注目的是在祭祀坑的青铜器中发现5000多枚海贝，此外，还有绿松石镶嵌铜牌饰、陶礼器封顶盉、有领环等遗物，也呈现与二里头的相似之处。
2017年新发现的云南兴义遗址，出土5枚宝螺科货贝属的海贝，还发现玛瑙石材（或半成品）、有领环和其他装饰品。云南地区遗址曾发现过许多海贝，但年代普遍较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李家山遗址和汉代的一些遗址），因此距今4000多年的兴义遗址就特别值得关注。
干骨崖遗址位于甘肃酒泉，属于四坝文化（公元前1800-1500年），出土有绿松石、海贝、大量玛瑙石材和玛瑙珠成品。
作为补充资料，秦老师介绍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其他11个遗址出土4种遗物的概况：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玛瑙、海贝；兰州红古下海石遗址出土的海贝绿松石串珠项链；青海柳湾墓地出土的海贝和绿松石；甘肃东灰山遗址出土的贝壳（闪蚬和环纹货币）；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和海贝；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绿松石镶嵌、玛瑙和海贝；卡诺遗址出土的玉器、海贝和玛瑙珠；石峁遗址出土的牙璋、绿松石镶嵌与海贝；甘肃天水的绿松石镶嵌铜牌饰；山西下靳墓地和陶寺墓地出土的绿松石镶嵌、海贝和仿制贝；山东两城镇出土的绿松石镶嵌和大范庄、司马台等遗址出土的牙璋；湖北盘龙城杨家湾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和有领环等。
一般认为，牙璋最早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而后在西面的石峁、齐家出现。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牙璋的遗址有二里头遗址、东龙山遗址、花地嘴遗址、下王冈遗址等。二里岗文化时期的望京楼遗址、大路陈遗址也有牙璋出土，这些牙璋大多是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因而年代准确。另外在三星堆遗址、汪家屋场遗址、枙岗遗址也发现了牙璋。二里岗文化晚期以及以后的殷墟时代，牙璋在黄河流域减少，而在南方地区广泛分布且数量增多，除上述提到某些遗址仍有出土外，在福建漳浦虎林山、广东潮州、广西感驮岩、香港大湾大丫岛，越南北部冯源遗址等地均有出土，一些遗址与有领环共出。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分布在青海和西藏地区；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阶段，河南地区出土的海贝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一部分且为仿制贝。从日本贝类学家对青海地区、三星堆、云南地区出土海贝的研究可知，一些海贝产自印度洋北部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是经过长距离运输或贸易来到中国内陆的。
玛瑙的资料相对较少，目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受到中亚，或者南亚半岛的影响。公元前3000年左右，印度河谷地区依靠天然玛瑙矿床形成了手工作坊的集散地，玛瑙珠成品贸易网发达，多用于与古埃及、中亚、西亚等文明中心的贸易交换。在兴义和干骨崖发现的玛瑙并不是成品，而是半成品或原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或稍晚的时代，中国可能已经自行制作玛瑙饰品，不过制造技术是否受到南亚半岛的影响，还需要更多资料证明。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呈现分布范围广、数量少的特点（一般不超过10件，但贾湖遗址出土大量绿松石，是例外），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上层对绿松石的关注度低于软玉。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突然变成上层阶级青睐的权力象征物，秦老师认为是镶嵌技术在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绿松石是次生矿，原石小而扁，难以制作像软玉礼仪性物品这样的大件物品，正是镶嵌技术的应用将绿松石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并被应用在与政治利益有关的器物上，彰显王权、宗教、统治的力量。然而镶嵌技术的源头仍不清晰，可能是从甘青地区开始发展，传播扩散至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最终在二里头达到成熟。
通过秦老师对绿松石、玛瑙、海贝和牙璋的出土背景、数量、来源、分布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地域间交流形式的变化，社会秩序重组过程中，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王朝国家始终与西南、西北地区保持稀有物品交流的同时，也以政治影响力对南方地区保持交流关系。最后，绿松石镶嵌技术及其与海贝、玛瑙的共存关系值得我们关注。
组织/ 刘朝晖、袁靖、孔达、董宁宁
文字/ 任晓莹、朱旭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