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至7月，密歇根大学李侃如-罗睿驰中国研究中心的贝丽姿（Elizabeth Berger）博士受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教授邀请，作为复旦学者（Fudan Scholar）访问复旦。6月27日晚，贝丽姿博士在博物馆报告厅开设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讲座以“欧美人骨考古的进展与思考”为题，回顾了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介绍了欧美生物考古学的主要学派，并对该领域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主讲人贝丽姿博士和主持人袁靖教授

一、发展历史

“体质人类学”，在美国被称为“生物考古”，而在英国则称为“人类骨骼考古”。对于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贝丽姿博士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称为类型学时期 （the typological era）。

美国的生物考古学从田野考古发端，因此，学者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考古学背景在生物考古学领域内的重要性。19世纪开始，北美众多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开始建立自己的骨骼标本库，但早期大多缺乏相关的来源信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们开始注意收集骨骼材料的考古信息，要求保存完整的人骨材料，并注意到墓葬的年代序列对于分析人骨材料的重要性。20世纪中叶，新兴的统计学研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类型学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也被称作 “计量生物学范式” （biometric paradigm）。同时，研究的重点也逐渐从分类与描述过渡到阐释上来。过去所说的 “种族” 一词也逐渐被 “人群” 取代。然而，类型学研究仍是这一阶段的主流，其他包括古病理在内的研究主题并不是重点，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研究。

第二时期是新考古学时期 （the new archaeology era）。20世纪中叶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生物考古学的兴起阶段。这一时期诞生了众多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比如古人口学，性别年龄测定标准等主题。在此期间，学术界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理论知识变革，由于“现代达尔文主义（modern synthesis）”的兴起，生物考古学者开始尝试解释基因型、表现型以及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生物如何适应环境。1970年代之后，骨病理性学的研究主题包括了创伤、传染性疾病、营养以及口腔健康等内容，研究方法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此外，古病理的诊断标准也逐渐统一。

在第三时期，即现代时期 （the modern era），“新考古学”提出的以整体人群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在全球健康历史计划（Global History of Health Project）提出时达到了顶峰。该计划旨在在研究全球范围内过去7000年间人类健康状况的变化。这项工作影响了对社会内部健康状况差异的研究，直观地揭示了人群健康状况的发展趋势，如北美印地安人群的健康状况从史前时期到开始与欧洲人接触这段时间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该计划的亚洲部仍在进行中，可能要三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完成，它对于未来生物考古学的发展、了解人类历史上健康状况的发展趋势、整合研究方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生物考古学的当代发展

贝丽姿博士指出，人群历史研究至今仍在生物考古学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更是成为了研究热门。3D几何形态测量的研究方法使得测量数据以及骨骼特征研究精确度得到较大的提升，而古DNA方法则颠覆了我们对于过去人群迁徙的认知。由于DNA技术能够辨别古代病原体，古病理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进展。DNA研究还帮助我们了解致病因子的致病能力以及对骨骼的影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此外，利用肉眼可见的骨骼病理表现进行疾病诊断判别的方法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三、骨骼研究悖论

贝丽姿博士认为，推动生物考古学在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产生重大革新的是“骨骼研究悖论（the osteological paradox）”及其后续发展。

1990年代，生物考古学领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造成这次冲击的 “元凶” 是詹姆斯·伍德及他的同事于1992年发表的名为The Osteological Paradox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古病理学家在研究疾病对骨骼影响时存在的问题，尤其针对考古人群中疾病的发病率和现生人群中的发病率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上提出了较多的批评，认为造成古病理学研究样本偏差的三个因素是人口非平衡性、选择性死亡率，以及 “隐蔽的异质性” 。在旧有范式下，一个考古人群的生物考古学研究结果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出该人群的现生的人口结构或者健康状况。

这篇文章推动了过去几十年间对古人口学以及健康状况研究的不断探索，这些努力的成果体现在四个方面：更加强调对骨骼遗存的考古学背景的分析；加深对骨骼压力指示特征以及人口趋势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充分考虑考古人群中的未成年个体；继续研究骨骼病变是如何形成的。时至今日，生物考古学家仍然在努力探索如何解决 Osteological Paradox 这篇文章中指出的问题。

四、伦理进步

贝丽姿博士特别介绍了欧美生物考古学在伦理问题方面的进步。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生物考古学领域内的一种新倾向是加强与不同人群后裔的合作，并归还人骨遗存。从 19 世纪以来，欧美白人针对原住民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种族灭绝式的暴力活动。博物馆不考虑是否对原住民群体造成伤害，纯粹将他们当作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原住民的遗骸来增加自己的声望。1970年代末期，美国部分州立政府通过了要在进行原住民祖先遗骸研究之前征求其后裔意见，以及在完成研究后将遗骸重新下葬的法案。这项法案促进了北美原住民与考古学家之间的交流，提升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但是，对于体质人类学家来说，将这些个体重新下葬意味着研究个体的减少。正因为有归还遗骸的压力，一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收集人骨数据的标准并出版成册，以期在归还前取得所有可能的数据。

五、未来方向

在讲座最后，贝丽姿博士指出，目前欧美地区的生物考古学融合了生物考古与传统考古学。成立超过90年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协会正在提议将自己的名称改为美国生物人类学家协会，这说明欧美地区生物考古学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更加成熟，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不同国别的学者交流也日渐增多。

讲座现场

讲座合影

文字：任晓莹

摄影：任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