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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不平常的一年，年初开始爆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老师们在学校、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各级 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在全系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 多家考古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鼎力相助下，大家努力发挥积极作用，依然为建设复旦大学考古学科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我们在此次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除了遵守各项规定，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和日常工作之外，还在两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文少卿博士的古DNA 研究团队在疫情开始时，就主动向武汉的医院捐献了近万个样本采集器，并以专业思路和方法为依托，有针对性地改良设 计了捕获试剂盒，可以更加有效地富集新冠病毒序列。他还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加入广东省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他在《中国病毒学杂志》和 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医学病毒学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复旦大学授予文少卿博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二是董宁宁博士和朱旭初、孙晨两位研究生在新疆整理石城子遗 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时，遭遇当地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在奇台县博物馆领导和同志们的鼎力支持下，她们严格遵守当地的管控政策，保护好自己，同时又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完成了整理和研究动物骨骼的任务。三位老师和同学经历了抗疫战斗的洗礼，充分展示了复旦师生的靓丽风采。 我们今年最大的亮点是在学校和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生物考古平台。这是我们继科技考古研究 院成立以来实现的第二次飞跃。新组建的生物考古平台包括动物考古实验室、植物考古实验室、同位素分析实验室、古 DNA研究实验室，并与生命科学学院人类遗传与人类学系合作，共同建设人骨考古实验室。生物考古平台将作为高质量 研究成果的科研高地、优秀人才的孵化基地、国际交流的前沿阵地、合作共享理念的实践场地，在国内生物考古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努力打造生物考古研究的复旦大学品牌。 我们在春季学期通过网络授课，保证了教学的顺利进行。今年开设的课程有26门，我们努力做好了特殊时期的教书育人工作。 我们与国内的多家考古研究机构合作，围绕多个重要遗址出土的遗存开展共同研究，全面获取古人遗留下来的珍贵信息，并凝练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们今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 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共6项，还在多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和国家科技部国家重大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中承担了重要任务，继续用课题制的方式促进我们的研究。 
我们出版的属于复旦科技考古文库的专著和教材有《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讲义》《中国早期玉器科技考古与保护研究》，还出版了专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陶瓷卷》和译著《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中国长城地帯青銅器文化遺物の研究：内蒙古編》。另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考古》《故宫博物院院刊》《考古与文物》《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文物天地》及《中国文物报》等报纸杂 志上发表论文和相关文章30余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年在SCI/SSCI等收录的国际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15篇，尤其是在Antiquity上连续发表了5篇，一年时间内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15篇论文，这在国内的考古研究和教学机构中是名列前茅的，我们还用日文发表文章2篇。尽管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我们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没有能够很好地开展起来， 但是我们努力通过发表英文文章，在国际学术界以文会友， 为在国际学术界建立复旦大学考古学科的品牌，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袁靖独著的《中国动物考古学》获教育部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人文社会科学）。袁靖主编的《中国科技考古讲义》荣获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评选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奖。展望新的一年，我们要努力突显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科、 理科、工科和医科相互交融的学科特色，认真教书育人，积极参加到“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之中，继续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在国 内外学术界扩大复旦大学考古学科的影响做出新的成绩。
王辉教授参与主持了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的甘肃省礼县四角坪遗址的发掘，发掘面积 650 平方米。从钻探及发掘结果看，四角坪遗址可能是战国晚期——秦的礼制性建筑遗址，整个遗址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其核心是中部隆起的高台或建筑以及四周围绕的双排长条形建筑。遗址的文化内涵较为单纯。地层基本可分为三层，①层为耕土层，②层为扰土层，③层为文化层，其下为夯土或生土。③层出土遗物几乎全为瓦当、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呈堆积状，且为同一时代，应是建筑顶部坍塌所致。其中F1约为正方形，墙角有柱础洞，内部地面铺有素面青砖，四面有墙，墙上有成排分布的铁钉，没有发现散水。F5约为长方形，有散水围绕，散水周围有回纹铺地砖，内部为夯土地面，无铺地砖，东部有门道。四角坪遗址的发掘，对于我们认识战国晚期——秦的礼制性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四角坪遗址发掘 张萌博士认为，在冰河时代末期，东北亚最显著的文化变化之一是史前狩猎采集者用细石叶技术来应对末次盛冰期期间及之后气候恶化带来的挑战。随着更新世到全新世的过渡，华北地区的觅食者呈现出一系列的行为调整和文化变迁，包括采用食物生产、用定居取代高度流动性，以及在冰后期生态位填充过程中形成崭新的社会组织。 魏峻教授首次系统地从保护、管理和展示方面总结了40年来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工作的发展特点，就如何通过强化基础、创新模式和引导公众等方法引导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水平提升，以及如何运用博物馆展示与原址展示、数字化展示、公共空间展示相结合的手段拓展水下文化遗产展示效能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人骨考古 熊建雪博士生通过对 2018 年上海柘林遗址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发现柘林遗址良渚人群在大类上属于亚洲蒙古人种。其中女性人群肢骨发育良好，其身高平均值高于以蒋庄遗址和广富林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女性人群，但明显低于以姜家梁遗址、牛河梁遗址和五庄果墚遗址为代表的北方人群。当时的一些古人在下肢上存在特殊的骨骼改变，可能与某种习惯性姿势有关。
人骨考古
动物考古 董宁宁博士等通过对浙江宁波大榭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研究，发现大榭先民采用渔猎方式获取鲻鱼、棘鲷属、硬头海鲶以及一部分软骨鱼等近海鱼类和各种鹿类动物、野猪、猕猴等野生动物，可能存在饲养猪的行为，确认当地先民的生计以“渔猎为主、饲养为辅”，体现了沿海地区古人因地制宜的生计策略。戴玲玲博士、生命科学学院的魏偏偏博士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宋姝馆员合作，对浙江杭州钟家港、卞家山、美人地、茅山等遗址出土的1000余个猪的第2臼齿进行几何形态分析，这是国内动物考古研究中首次聚焦考古遗址出土的猪牙开展几何形态分析。她们的研究结果证实，尽管钟家港遗址出土的猪的数量占到遗址出土全部哺乳动物数量的大多数，依据对猪骨的测量和观察，可以推测当时主要依靠饲养家猪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但是从那些猪牙的几何形态看，与现代家猪的牙齿比较，尚存在一定的原始性，严格地说，钟家港遗址出土的猪还处在野猪向家猪的过渡阶段。胡清波博士生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杨苗苗和赵东红老师们的指导下，初步完成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陕西省临潼区康家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整理工作，确认47种动物，从全部动物遗存的数量上看，野生动物占据多数，家养动物从早到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这种现象在龙山时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需要认真探讨其背后的原因。袁靖教授等认为良渚文化中心区的先进生业方式是构成良渚文化辉煌的经济基础，但是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内的生业状况明显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没有全面发展生产力，为人口增长奠定经济实力，不能形成由多个中心相互促进的局面，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良渚文化晚期的统治集团过分渲染原始宗教，逐渐趋于僵化，最终无法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多种社会矛盾，走向消亡。
动物考古
植物考古 生膨菲博士通过对黄土高原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 26 处遗址点出土的植物和动物骨骼开展植物考古和C、N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农作物的组合结构发生了由以黍为主向以粟为主的转变，农作物的营养水平由相对较高下降至较低水平，家养动物的营养水平也出现了下降趋势，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农业经济以粗放化的发展模式为主，这个特征到青铜时代早期愈加明显。
同位素分析
食性分析 胡耀武教授主要在下列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出土于陕西西安唐代崔氏墓中的驴骨进行了综合分析 （形态测量、测年、同位素分析和显微 CT），首次为唐代驴鞠的历史记载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证据，深化了人们对于驴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作用和功能的认识；通过对新石器时代的四川成都高山古城、陕西华阴兴乐坊和北京延庆汉魏时期西屯村墓地等遗址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进行 C、N 稳定同位素分析，认识古代先民的个体及群体的生活方式特征及饲养动物的行为。董惟妙博士通过对属于青铜时代的新疆哈密柳树沟遗址的居址和墓地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进行 C、N 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柳树沟先民的植物性食物几乎全部来源于 C3 植物，这个结果与该遗址植物考古中仅见大麦的结果高度吻合。这一发现不同于先前研究所认为的天山东部地区青铜时代人群的食谱中普遍既有粟、黍，又有麦类作物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天山地区青铜时代先民生业模式多样化的认识。生膨菲博士通过对陕西榆林杨界沙遗址出土的54例草兔进行C、N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距今 5000 年左右，当地的先民可能已经与野兔建立起了共生关系。 古DNA研究 文少卿博士通过对浙江宁波大榭遗址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的人骨开展古DNA研究，发现大榭古人的母系遗传类型不见于已发表的古代各个考古学文化人骨的线粒体数据中，通过与现代各语系人群的谱系比较，发现大榭古人可能与现在侗台语人群的祖先有关，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与部分良渚古人可能沿海岸线南下的说法相关。
DNA工作照
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复旦大学学科基本建设项目的支持下，秦小丽教授带领博士生李欣桐，硕士生张凌童、凌悦扬、赵潇涵和琚香宁，通过对陕西临潼康家遗址与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存在局部集中的陶器生产经营模式，而到了客省庄二期文化阶段，显示出以村落中家户为单位进行陶器生产的经营模式。她们还发现良渚文化的葬俗存在太湖南部和东部两种类型，南部葬俗较为稳定，而东部、东南部逐渐产生各自的模式，是社会进一步复杂化的体现。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墓葬随葬陶器的固定礼仪化之外，大型或者特殊遗址中也出现较为固定的白陶和礼仪性陶器组合，相比良渚文化阶段，礼仪性陶器有了稳固且统一的组合形式，并出现白陶和青铜等特殊材质制作礼仪器的体制，显示出礼制社会已经初步成形。
陶器分析
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和复旦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陶瓷考古学”项目的支持下，瓷器考古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沈岳明教授带领博士生周雪妍、周禺含，硕士生陈恰、卓博生冯昊正和本科生范翀对浙江丽水保定村区域内的十二处窑址进行调查及整理工作，采集到大量具有龙泉窑系风格的瓷器，理清了窑址群的烧造年代，建立了更加系统的器物发展序列，明晰了窑业生产由村外向村内区域移动的时空规律以及浙南地区瓷窑业的技术交流及互动的格局等重要内容，可作为旁证进一步勾勒元代“天下龙泉”的贸易面貌。沈岳明教授认为，作为龙泉窑代表的粉青厚釉瓷器使用的厚釉技术是龙泉窑结合南北、融会官民窑业技术的创新成果，通过追溯龙泉窑粉青厚釉产品的历史背景，对龙泉窑白胎、黑胎类粉青厚釉产品的纪年材料分别进行考证，并以其他窑口的窑业技术为间接证据，综合推定粉青厚釉瓷器的始烧年代应不晚于南宋早期，不同于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始于南宋中晚期的观点。郑建明教授组织博士生杨金东、郝雪琳，硕士生翁倩、赵子豪、罗丹、杨倪帆和卓博生唐启迪等参与了浙江杭州李家塘遗址与黄家河墓葬群的实习发掘工作。李家塘遗址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片标本，年代主要集中在东晋南朝至初唐时期，以德清窑为主，亦有越窑、洪州窑、岳州窑、瓯窑等著名窑口。该遗址的发掘反映了这一时期全国窑业的基本发展面貌，尤其突出了这一时期德清窑的重要地位。为探索晚唐之前杭州的位置及其发展面貌，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鲍怡博士后应用 PIXE、XRF、SEM、CT、XRD 和岩相学等科学手段，对多个遗址出土的原始瓷进行检测，获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数据，为认识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原始瓷的差异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丰富了正在建设的原始瓷数据库。
参观保定窑遗址
瓷器检测
司徒克（Michael Storozum）博士等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和局部富集因子分析（LEF）技术，分析了河南三杨庄、岸上和西大城 300 多个土壤和沉积物中的化学成分，并比较了开封城内外古土壤 2000年以来的地球化学数据。发现青铜时代（约距今 4000-3000 年）以降农村的古代土壤中砷、钡、锌和铅的含量较城市相对更高，距今1000 年以后大多数土壤却并未出现显著的金属富集；开封城市遗址区古土壤的重金属含量（锌、铅）比农村遗址区高出一个数量级。研究表明，人工干预过的古土壤虽包含古代污染的相关信息，但必须将其置于局部地球化学背景之下，才能更好理解其化学特征。人工干预过的古土壤因含有人类利用土地的地球化学特征，是界定人类世早期古代人类土地利用的地理范围和疏密分布的一个有价值的替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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